▲凌志军，生于1963年，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作家，代表作有《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交锋》《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等。
这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也是一位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勇气和乐观精神的人生励志书。
2007年，凌志军被诊断为“肺癌，脑转移”，即“肺癌晚期”。北京、上海两地名医会诊，几乎一边倒地判定，活不过三个月。他和家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中。真的没有生路了吗？
外科、内科、中医、“太医”，分别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治疗方案。要不要手术？要不要做化疗？应该相信什么样的医生？该不该使用特效药？该把性命托付给谁？
▲在凌志军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外科、内科、中医、“太医”，分别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治疗方案。这是很多中国患者面临的问题，凌志军说，要积极搜集诊疗信息，甄别真伪，走出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
凌志军调整心态，积极搜集诊疗信息，甄别真伪。他仔细观察医生的得失，也观察病友的成败，最终选择了最佳的治疗方案，走出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五年了，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越来越健康。
在他的代表作《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中，凌志军详细记录了他五年抗癌康复之路上的经验总结，如实记录了犯过的错误，堪称一部“生病智慧书”；也书写了一位资深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观点犀利。
凌志军真切地认识到，癌症不是绝症，只要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癌症患者就有更多生的机会。
以下就是凌志军抗癌成功后的感悟——
一、很多人不是死于肿瘤，
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和恐惧！
“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何裕民颠覆了中国人“癌症是绝症”的惯性思维。他说，“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应该理性对待、善用智慧以合理防治。”
▲著名肿瘤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说：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
凌志军认为：“我们最大的不幸在于被中国式的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治疗。”他认为，我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就已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二、用笑声面对癌细胞，
癌细胞便不能埋葬我们
对我们来说，笑声总是有一种超越肉体的震撼。如果我们能够用笑声面对癌细胞，癌细胞便不能埋葬我们。
我的读研究生时期的一位同学，让快递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巨大的纸箱，里面装满礼物。他的身上保留了很深的简单质朴的文人气质，看到我病入膏肓，深居不出，他就想起自己十几年前身患肝炎居家养病的那段时光，将心比心，对我的处境抱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和默契。
这会儿，他在电话里追昔抚今，热情地介绍他的礼物的妙处：当初，他就是靠着它们度过了那段倒霉的日子。
“幸亏有它，要不我非疯了不可。如果你实在闷得慌，……”他不往下说了，但我已经明白，他送来的是精神食粮，专为在我心情烦躁之时排忧解闷。
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纸箱里塞满了各种形状的小型盒子。花花绿绿，煞是耀眼，里面却原来都是光盘。我不禁又惊又喜。
我每天在家，不是躺在床上，就是靠着沙发，嘴不能说，眼不能看，腿脚不能行动，大脑不能思考。从早到晚，百无聊赖。这两天忽然想到还有一副大致正常的耳朵能听，于是计划弄一些“相声CD”来打发时间。亏他想得周到！这对我来说正是雪中送炭。
▲“有侯宝林的相声吗？马季的也行。”我终于忍不住把头探过去寻找。
晓东（注：凌志军的妻子）一盒一盒把它们拿将出来，摊在桌上，同时高声宣告：“这是《中外散文》。”“这是《现代诗歌》。”“这是《文化苦旅》。”……
我满怀希望盯着纸箱，却始终没有期待的东西。
“有侯宝林的相声吗？马季的也行。”我终于忍不住把头探过去寻找。
晓东把胳膊伸到箱底，掏出最后一盒，瞥了一眼，递过来，用一种夸张的口气宣布：“《活着》。”
我接过来，还真是余华那本书的朗读版。
我们俩哈哈大笑。这小说的内容既悲惨又沉闷，不忍卒读，可它的名字倒是正对了我现在的情形。
我不知怎么想起少年时代父母给我选择的那些读物，我猜想，这些东西一定是商家给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准备的。他们会把它们当作生日礼物买来送给正在读高小的儿子，然后儿子就随手仍到抽屉里，再也不会看上一眼。
晓东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应该再配送一本《小学生字典》来啊。”
这叫我再次笑出声来。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回顾这件事，不厌其烦，乐不可支。晚饭后，我重新埋头在这一大堆CD盘里，挑来拣去，翻到最后，终于拿起一盘，对晓东说：“还是先听《妻妾成群》吧。”
晓东扑哧又乐了。她嘲笑我：“都这样啦，还做美梦呢！”
我们再次爆发出大笑。
不管怎么说，自从生病以来，家里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开心的笑。我的这位同学一定想象不到，他的礼物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笑过之后，我开始听《妻妾成群》。这本书相当有味道，可惜对我来说太过晦暗压抑，加上朗读者刻意表达的悲怆欲绝，更添了几分忧伤之气，这让我本来疼痛不已的脑袋愈加沉重，才了听几分钟，就没法再听下去。
儿子知道我的心思。他看我如此欲罢不能，欲听还休，就跑到街上，转了半天，抱回一大堆相声光盘。有侯宝林的，有马季的……，还有现在最火的郭德刚。他几乎把这世上所有的相声都买来了。
“给。”他把一堆花花绿绿的盒子放到我面前，“够你乐一阵的啦！”
于是我开始充当一个最浅薄通俗的听众。不求高雅，只求轻松，不求境界，只求快乐。充当听众的我，一时忘了自己是个病人。自己寻找电视机的频道，自己更换光盘。那些妙趣横生的相声都是已经听了很多次的，现在听来仍然让我开怀大笑。
儿子每天下班回家也坐在我身边，和我一同把那些光盘一段一段听过来。父亲和儿子到底是两代人，各自有着不同的偏爱。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侯宝林，而他更喜欢郭德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同哈哈大笑。
笑声中全家人忘记了所有烦恼和焦虑，甚至也短时间地忘记了我正身处绝境。
有一天晓东忽然对我说，她要开始执行“养猪计划”，“就是让你一天到晚傻吃闷睡，再加上傻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问――就像一头猪。”
我大笑。
▲有不少肿瘤专家论述了恐惧对于癌症患者的毁灭性的力量。可是我还希望有人能研究一下微笑对于人的肌体的影响
有不少肿瘤专家论述了恐惧对于癌症患者的毁灭性的力量。可是我还希望有人能研究一下微笑对于人的肌体的影响，甚至有些相信，对于癌症这样的疾病，最好的治疗，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因为它不是任何新奇的药物、技术，或者高超的手术刀，而是笑声。
对我们来说，笑声总是有一种超越肉体的震撼。如果我们能够用笑声面对癌细胞，癌细胞便不能埋葬我们。
所以，我总是对自己说：“放松，再放松。”我还对自己说：“去想那些能让你快乐的故事；去听那些能让你快乐的声音；去说那些能让你快乐的话。”
这样做的结果，通常是让自己的心情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还常常独自一人面对天花板笑出声来。
有一天我一边听着相声一边嘿嘿傻乐，忽然一阵嗡嗡声侵入我的听觉。接着，我看到一只小飞蛾在我眼前盘旋。我下意识地挥掌拍出，居然一击而中。这叫我非常得意。这种眼疾手快的事在以前是平常稀松的，但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件。我发现自己的视觉不知不觉的好转了，所以便对晓东使劲炫耀我的“战绩”。
晓东笑道：“估计那只飞蛾也生脑瘤了，所以动作迟缓。”
我说：“好，看我什么时候再给你击落一只。”
第二天我又一次发现飞蛾，当即决定再次显示我的机敏和快捷。可惜连续四掌打去，那飞蛾总能从我指尖逃脱，扬长而去。
“这回有什么说的？”晓东笑问。
“不是没有好猎手，是狐狸太狡猾了”。我回答。
晓东笑，我也笑。笑声感染了全家，让这间遭受沉重打击的小屋再次充满欢乐的气息，绝望悲痛的气氛一扫而光。我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心情，学会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我们在一起听相声，说笑话，不失时机地插科打诨，或者来个小幽默，故意把生活中所有好的情节无限夸张，把一切坏的迹象倒过来解释，以此造成种种愉快的景象。晓东似乎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刻，总是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和笑声写在日记中。
三、我们要用脑子救命，
而不是用腰包救命
北京、上海的专家们陈述的治疗程序是：开颅手术；化疗、放疗；观察肺部病灶，准备第二次手术，打开胸膛，切除肺叶；继续化疗，放疗……
因为开颅也不能保证痊愈，凌志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观察一阵。
两星期之后，医生的说法是，脑部的肿瘤“应该是没有长大”!凌志军倾听自己身体所发出的信号是，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等症状并没有更严重。
他感悟：对病人而言，要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腰包救命。
但是，凌志军并非一味排斥手术，在可信的医生，胸科影像学专家石木兰确认肺部的癌症，并建议他做手术开胸之后，他立即按照石木兰的推荐，选择医生为自己主刀。肺部的恶性肿瘤被切除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里。他拒绝了化疗，因为化疗仅仅“将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同时拒绝了很多昂贵的“特效药”。
凌志军查阅了很多资讯，确认中国有很多癌症患者被过度治疗。他的一个朋友，身体棒，腰包鼓，结果从发病到治疗仅三个多月就去世了。
他决定，做一个聪明的患者，相信自己身体的力量而不是医生和药物，开始自我恢复。
四、把性命托付给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
凌志军的经验是：他把性命托付给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出院时，凌志军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他曾在一种“末日心态”笼罩之下，但也在不经意之间走上康复之路——他每天步行5公里。8000公里，就是他5年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从北京到拉萨一个来回。
▲著名作家、心理医生毕淑敏说凌志军：“他不但奇迹般地把病治好了，整个人生都上了一个新境界。”
现在的凌志军好似一个得道的智者，乐山乐水乐于助人，喜欢摄影，发现并捕捉光影世界中的美感，喜欢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他的妻子也说：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力量，会让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即使它无法起死回生，仍可以让我们超越肉体的痛苦，达到心灵的安宁。
著名作家、心理医生毕淑敏说：“他不但奇迹般地把病治好了，整个人生都上了一个新境界。”
五、向死而生，把身体交给自然！
小时候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早已遗忘了的，这时候竟也飘然来到眼前：
有个和尚，是个智者。一位当朝大官不喜欢他，总想难为他一下。
有一天，二人在长江边上不期而遇。
江中百船竞发，千帆争流。
官员把手一指，问和尚：“你说，江里有几条船？”
和尚微笑道：“两条。”
官员大怒：“明明数不胜数，何以只有两条？”
和尚道：“对，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
芸芸众生，来来往往，不是为名，就是为利。自古以来，无尽无休。
▲2012年3月，逐渐康复的凌志军还能滑雪
从饮食和起居习惯开始，凌志军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不再忙碌。对他来说，“时间不再是金钱，不再是完成工作进度的承载体，它不过是我告别死神走向康复的桥梁。”
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户外度过，在湖边踏青，在林间漫步，在阳台听音乐闭目养神，眺望远山近水和蓝天白云。他享受阳光，也享受风雨雪雾。
每天，他重视的五件事是：吃、喝、拉、撒、睡。在吃的方面，要足够杂，足够粗，足够素，足够天然；他每天要喝2400毫升水；让自己的排泄每天都有规律，同时观察大小便的颜色和多少，间隔时间;每天的睡眠不低于8小时。
春秋季节，盛夏9点之前和下午5点之后，他会来到户外，裸露50%的皮肤晒太阳，就算不能补充维生素D，“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他还去一些气候和空气好的地方疗养。去苏州的第二天，开胸手术后的正常反应胸闷和咳嗽就减轻了，五个月后咳嗽就好了。他还去了深圳东郊隐居，或漫步海边，或在山间拾级而上。
他终于又回到了滑雪场，重温了这种野性和富有刺激性的运动。当晚，他给关心他的朋友发出一条短信：“号外：凌志军重返滑雪场。”
2012年3月15日，经过新一轮的复查，凌志军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医生对他说，“不要再把自己当作病人啦！”
六、判断一个医生是否可信的九个标准
1、不自吹自擂。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医生。他们没完没了地告诉你，哪一个病人如何无可救药，遇到他便如何起死回生。他们从来不会提到自己没有治好、甚至误诊了的那些病人。可是我很明白，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百分之百地治好他的病人，尤其是肿瘤病人。所以，如果有哪一位医生坦率地告诉我，他有哪一次错误地估计了病人的病情，或者告诉我，他没有治好的病人占有多大比例，那么我对他的信任就会大大增加。
2、不贬低同行。
我一直认为这一点是做人的本分。可惜医疗领域里的确存在明显的互相贬损之风，如同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当我对面的医生在说同行怎么怎么不行的时候，事实上我已经在心里降低了对他的评价。
3、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而且关注病人。
一个好医生每天都会被无数病人包围着。每个病人都会表现出孱弱、无知、琐碎和喋喋不休。医生每天面对同样的面孔，回答同样的问题，经年累月，一成不变。你可以想象，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始终不变地保持对病人的耐心和热情。
4、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
当一个医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打探我的职业和我的支付能力时，我通常都选择转身走开。
5、对求医者一视同仁。
记住，你依靠熟人关系，依靠权势名望，或者依靠塞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
6、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你有时候会感到，医生在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绕着圈子回答你的问题。这时候，你从他（她）的犹豫闪烁和含糊不清之中，从他（她）的肢体动作的细节，比如眼睛的转动和嘴巴的蠕动，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他（她）是在谈论一个自己并不真有把握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医生对我说，“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我不会认为他（她）无能――因为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精通所有的问题。正相反，我会认为他（她）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7、不模棱两可。
不能确诊时，不会在病历上写个“问号”打发患者走人，也不会用“要么手术，要么观察”这样的方式把难题交给病人，而是提出办法，搜寻那些有助于确诊的依据。
8、言之有据。
能够确诊时，不仅告诉病人结论，而且告诉病人做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9、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
如果一个特别有名望的专家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周良辅大夫和石木兰大夫，我就会特别相信他们。这两位大夫，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一个是神经科，一个是胸科，差别何其大！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仅不回避不忽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还能主动地利用最新医学技术去搜寻它们。由于新证据的出现，前者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结论，后者当即把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变得确凿无疑。■
本文整理自：《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凌志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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