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国顶尖医疗团队——
本期人物：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 刘迎龙（系列报道2）
医生把手里的听诊器伸过去，小婴儿突然瞪大了眼睛，有些害怕。于是医生顺手一拐，把听诊器放在了抱着宝宝的爸爸胸口，说：宝宝快看，打电话咯。小婴儿兴奋得小腿乱蹬，医生顺势把听诊器移到宝宝的胸口，顺利完成了听诊。
这位与小宝宝“作战”经验丰富的医生就是刘迎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即北京儿童心血管病中心主任，也是全国政协常委。
从医43年，从最初几年在人工心脏瓣膜研究领域获得突破，到之后的38年在小儿先心病领域不断探索终达巅峰，刘迎龙一直都在临床一线为患者“补心”。
刘迎龙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全国政协常委，作为临床一线的医生的全国政协常委，他明白我国医疗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多点注册行医。为此，刘迎龙连续五次提案，他希望能为国家的医疗政策“补心”作出贡献。
“刘爷爷”的幽默
“刘主任，您能主刀给孩子做手术吗？”
“如果你不嫌我老眼昏花，我就做，不过我可是离天堂最近的了，他们才是年富力强哦。”刘迎龙指着身边的几位年轻助手如是回答，在场所有人都发出轻松的笑声。
一位带着孩子的家长很紧张，表述得语无伦次。刘迎龙问他从哪儿来，回答沧州。“你们都会武术，我们要小心一点。”又是全场大笑，这对患儿父子也放松下来。
今年62岁的刘迎龙教授，对满脸愁容的患儿家长，经常用这种幽默“疗法”。
从医43年，刘迎龙对小宝宝很有一套，常常是一边逗孩子一边完成检查，对稍大些孩子更像是童话里的圣诞老爷爷，永远是慈祥的微笑，不同的是，圣诞爷爷送糖果，刘爷爷送生命。
每天早上6点半，刘迎龙就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给孩子们开启绿色通道，在办公室被带着孩子就诊的家长围拢。一个7岁的小姑娘一见到刘爷爷就像个大人一样，伸手和医生握手，问“要住院吗”？几年前刘迎龙给她做的手术，每次复查都恢复得很好，妈妈说她和小朋友聊天时说：我的心被挖出来过都没事，我可厉害了。
刘迎龙很形象地形容，先心病的孩子天生“心眼儿多”。最常见的先心病就是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就是心脏“四居室”的墙上有窟窿眼儿，导致血液在心脏内部乱流，心脏功能不好，整个身体都会受影响。这些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懂得避开危险，会格外保护自己，显得比别的只会调皮捣乱的孩子成熟、“心眼儿多”。
先天性心脏病是新生儿的头号杀手，也是目前我国5岁以下儿童的主要死因。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15万—20万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出生。
先天性心脏病是所有先天性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疾病治疗难度有国际通用的分级标准，年龄、体重、畸形部位都是重要因素，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刘迎龙说：“医生不可能把病人都治好，但要尽自己最大努力。”
“刘主任”的沸腾
刘迎龙办公室位于心外大楼4层，门口墙上贴着一排特殊的纸条，患者来了自己撕，然后凭纸条上的顺序去办公室找刘迎龙看病。
这是安贞医院特别的一景——设在小儿心脏中心病区的“绿色就诊通道”。每天早上6：30—8：30，只要刘迎龙不出差，想找他看病的患者，挂不上门诊的号，可以来这里先看病后挂号，并随时加号，病情严重的可以优先问诊。
刘迎龙说，慕名而来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带着病儿背井离乡来求医本身已经很艰难了，作为医生能做到的就是让他们能方便地找到自己。
不仅要让病人方便找到自己，刘迎龙还希望孩子看得起病。安贞小儿心脏中心对接了很多救助小儿先心病的慈善基金组织，每个主诊组都有医生作为“爱心大使”帮助贫困患者家庭申请基金。
每天早上，刘迎龙会拿到两张表，一张是当天的手术排班表，另一张是全科各组每天的绩效分数。他说：“我每天的手术都听住院总的安排，各组工作都有量化得分，手术例数、难度系数、死亡率是三项硬指标。”有了这些，刘迎龙对全科的工作心中有数，而且根据这个分数来给各组配置资源，对手术做得好的、成功率高的组调配更多的床位。
每天夜里1、2点，刘迎龙还会挨个给各病区值班室打电话。刘迎龙说：“白天大夫做手术很疲劳，夜里1、2点正是困劲儿，我打电话一是问问病区情况，如果有突发情况可以及时解决，另一个想法，是想让他们精神精神，别误了工作。”
“他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比年轻人还年轻呢。”科里的同事如此评价。
辅助刘迎龙工作已经20年的助手李军说，今年1月，刘迎龙肺炎发烧，却还坚持为病人看病，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去护士那输液，等他稍微恢复，可以站起来了，就直接拔掉针头去做手术。“他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时钟，我们都心疼他。”
对此，刘迎龙说：“只要看到病人家属的眼睛，心就沸腾起来了。”
2009年，安贞小儿心脏中心一共完成了630例手术，2010年刘迎龙从阜外医院调入安贞后，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当年手术量上升为1200多例，到2013年达到了2450例。
整个科室都沸腾了！
“刘教授”的绝技
每个人的心脏正常情况下都是和他的拳头差不多大，还是四居室，对于先心病的孩子，小小的四居室却长得千奇百怪。
三尖瓣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门”，手术台上一个2岁多的孩子，三尖瓣没长在正常的位置上，发生了下移，一半的右心室没起到作用，而且瓣叶也没有发育正常。刘迎龙和他的助手们，要通过手术把这个异位的“门”移回正常位置，并把没发育好的“门”修好，同时还要把不起作用的心室壁折叠起来。
这台手术的难度在修门上，即瓣膜成形。成人的瓣膜坏了可以换成人工瓣膜，但孩子没办法用人工的，只能靠医生手工修补，李刚大夫一边给我讲解手术，一边告诉我，全国能做好这个手术的医生不多，这是刘迎龙主任的绝技之一，修补得好的话，孩子几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
除了让孩子正常长大，刘迎龙还希望他们生活得更好。几年前，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士说，她的女儿马上要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小提琴，并且是骄傲地穿着V领演出服表演。2000年，这个女孩在刘迎龙的手术台上，接受了通过右外侧腋下小切口实施的心脏手术。
“右外侧小切口剖胸”微创术，是刘迎龙1994年开创的，该手术打破传统手术正中开胸的常规，率先经右侧小切口开胸。右侧切口能够避免疤痕的暴露，帮患者祛除心病。其术后随访和反馈结果均显示，无论是乳腺发育、胸廓成长、两肩活动还是心理评分，右侧切口的效果都明显优于正中切口。相关学术论文在美国心脏外科权威杂志发表，国际权威专家惊叹于这位中国大夫的神奇技艺和对先心病外科的高深造诣！
5年前，一个接受过刘迎龙手术的孩子移民英国。在英国皇家医院复查时，英国医生对其右腋下侧的手术疤痕表示惊诧，并且孩子心脏在术后没有杂音，也没有反流现象。英国皇家医院特别发来邮件，表示他们对刘迎龙医术的崇敬，并邀请他去英国交流经验。
先心病的治疗根据发育畸形的位置不同，有难易之别。“法洛四联症”是其中一种常见的复杂病症，包括了四种畸形：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骑跨和右心室肥厚。此类患儿中，25%-35%在1岁内死亡，50%死于3岁内，70%-75%死于10岁内。早些年，就算实施“法洛四联症”根治手术，死亡率曾高达13.9%。
当这个难题摆到刘迎龙面前时，刘迎龙毅然地带领团队对法洛四联症展开了攻关。他翻阅并研究了大量其他大夫的失败病例发现，先前大家对法洛四联症的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病理生理改变、手术指征的把握及围手术期的处理存在认识上的误差。在临床实践中，刘迎龙从每个细节着手，对法洛四联症病理生理改变、手术指征的选择及围手术期处理进行了系列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94年到1996年，刘迎龙率领团队先后完成366例“法洛四联症”根治手术，将这一手术的死亡率降低到1.1%。
当他的文章发表在国际心胸外科最权威的三本杂志之一——《美国胸心血管外科》时，震惊医界同仁。1999年，刘迎龙和他的团队凭此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二十年来，刘迎龙不仅将“经右外侧小切口矫治小儿先天性心脏畸形”技术应用到包括法洛氏四联症在内的所有复杂手术中，更通过技术培训班、手术演示、发表文章，将这一技术传授给了国内同行，并推广到了国外。10年前，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心脏病外科专家到中国考察，看到中国小儿心脏手术死亡率如此之低，他很惊讶。为了看个明白，他索性改了航班不走了，在北京守着刘迎龙一星期，跟着他看他做手术。回国后，这位专家把自己医院的医生和儿子都送到中国找刘迎龙学习，并三次邀请他到印度尼西亚去给他们的病人做心脏手术。
我国先心病患儿病情特点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患儿多就诊晚，病情重，病变复杂。有一类先心病是左向右分流性的，这种病可以引起肺动脉压力的增高，也就是肺动脉高压。我国先心病患儿就诊晚，肺动脉压力往往在就诊时已经很高，按照传统的观点许多这样的孩子都会被判定为丧失了手术机会而被判为“死刑”。刘迎龙教授关注到这部分孩子的特殊病情，展开了系列研究，通过对这些孩子的病理学、影像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和基因等相关研究发现这类孩子经过严格的术前治疗和术前评估，仍有手术时机，从而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肺动脉高压诊断性治疗的概念和理念，从而是相当一部分先前会被判为“死刑”的孩子获得了生的希望，并将我国先心病治疗水平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刘迎龙在先心病领域的造诣不胜枚举，正是他对先心病孩子们的仁爱，正是他那颗仁慈的医者之心驱动着他不停地向先心病病魔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关，取得了一个个硕果，将我国先心病诊疗水平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度！
“刘常委”的宽广
做一个好医生，能治好多少病人？做科主任带好一个团队，能治好多少病人？做教授培养一批一批的好医生，能治好多少病人？做好一个全国政协常委参政议政，推动医改发展，让中国的医疗资源配置趋于合理，这又将有多少病人受益？！
刘迎龙从1997年开始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2000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2003起任全国政协常委至今，刘迎龙的视野越来越广：孩子免费看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三级防治、加大卫生投资等等。
40年来，刘迎龙的从给人看病，到给医疗体制看病；从给病人“补心”，到给医疗体制“补心”。
刘迎龙是国内最早主张医生多点执业的政协委员。早在2002年，当他去甘肃侗乡调研时，看到整箱医疗器械放置在一边，这个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医生根本不会用，连箱子都没有打开，而且半浸在水沟边上。
这让刘迎龙深感痛心，“要让会看病的医生活起来”。他觉得，13年才能培养出的一个医学博士后，再经过15年的磨砺才能在业务上独当一面，却只能隶属于某一家医院，给有限的病人看病，这是医疗人才的极大浪费。
从此之后，刘迎龙委员的提案年年提医生多点执业，一连提了5年。有人说他提也白提，但他说“白提也要提”。果然，没有白提——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医师多点执业。
刘常委提提案的劲儿和他做医生一样，锲而不舍，只要没结果，他就年年提。不仅多点执业如此，还有小儿先心病纳入大病统筹的提案。从2004年开始提了6年也有了结果，2010年，小儿先心病试点新农合统筹。
“现在，农村的先心病患儿，新农合大病统筹可以报销70％、当地民政的大病救助解决20％，个人只承担10％费用的医疗保障格局，如果能够申请到救助基金，那患儿家庭承担的就更少了。”刘迎龙说。
做一个好医生，能让自己的患者能受益，做一个好提案，则可能全中国人都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