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癌症的无知，更由于对癌症的恐惧，大部分的病人在接到噩耗时，通常已经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病人家属则更加情绪化。基于对亲人的爱，也鉴于“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之类的信念，急切地选择所谓最好的治疗。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最昂贵的药一定是最好的药，医生提出的治疗办法一定是最必要也最适当的办法。
但你确定真的找到了最好的医生了吗？确定他给的方案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了吗？是什么理由让你得出这样的判断呢？
最权威的？
最有名气的？
来自最大医院的？
还是……
案例一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这位专家。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四周全是等候就诊的病人，绕着专家诊疗室外面的门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张脸都带着混沌不清的绝望和希望。这也显示出此人的确享有盛名，肩负着如此众多的期待。我好不容易找个座位坐下了。由于眩晕和畏光，几天来我一直半闭着双眼，还戴着一副墨镜用来遮光，即使在屋里也不敢摘下。
我们在昏暗中耐心等了三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我的内心充满敬畏，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赶忙摘下墨镜，努力睁开双眼，尽力传递我的尊敬，同时想要看清楚这位能够救我性命的人。
于是我看到一个保养很好的中年男人。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可以感觉到，他认为我脑袋里的病灶是恶性肿瘤，并且列举胶片上呈现的种种特征加以证明。
我努力提高声音，希望他的注意力能转移到我身上来。他看我一眼，因为我打扰了他而显得很不高兴。
“突然发作的？”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问话，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提出了结论，“不会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发”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看来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
“主任”延续着自己的思维，对我依然视而不见。他的目光还在他的学生身上。他从喉咙深处缓慢地发出一种坚定不移的声音，像讲课，又像训话。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他伸出一根手指，用力地在我的胶片上指指点点。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他一直在对他的学生高谈阔论，就像在发表演讲而不是在为病人治病。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不过是一个病例，在合适的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做了他的教学标本。
晓东和我一样，急于把他的注意力拉回到我们身上。在经过两个小时的路途劳顿和三小时的等待之后，这种心情着实难免；更何况她还急切地想要弄清楚我脑子里的东西和肺上的病灶是否有关，因为这关系着她丈夫是有救还是没救。她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专家的演讲，把这问题再次提出来。
“你想让它有联系？”他朝这边斜了一眼，不肯回答问题却刻薄地反问一句，嘴角带着明显的嘲弄和不屑，“是吗？”
我们摄于“主任”的威严，不再做声，只敢在心里嘀咕。尽管我并不指望能在这里得到明确结论，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用如此盛气凌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他说不清楚的问题。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医生下班了，病人也散了，刚才拥挤不堪的医院走廊现在空荡荡的。我倚着晓东，两人并肩，蹒跚而行，感觉又冷又无助。在经过令人难以承受的路上颠簸、漫长等候和期待之后，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
案例二南京孙先生，父亲2011年3月因为肚子疼住进南京一所医院，经过腹腔包块穿刺和病例化验，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遂开始化疗。
四个疗程后，效果不明显，修改化疗方案，又是四个疗程，仍不明显，再改方案，再化疗三次。前后一年时间，肿瘤没下去，人已经消耗得气息奄奄。
作为儿子，孙先生在网上查找资料时，遇到淋巴瘤之家的版主洪飞先生，并得知许多人因病理分析错误导致化疗效果不佳，便把父亲的病理白片寄给洪飞，由他交给北京友谊医院病理专家周小鸽。
四天后，化验结果出来——弥漫大B淋巴瘤。孙先生带着这个报告找到南京这家医院。南京医院对这份来自北京的报告持怀疑态度，自己再做，最后确诊为“弥漫大B”！
案例三这个70多岁已经退休的老医生，她的古怪脾气和她的专业水平一样有名。我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熟人牵线搭桥才知道她的，我原本以为，她会按照约定时间安排我们看病，还会提一提我们共同的熟人，不料她对“谁谁谁介绍我们来的”这样的话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必须排队挂号，然后坐在候诊厅里，耐心等待护士依次叫号，就像所有病人一样。
耐心排队等待两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们进入石木兰大夫的诊室。
她抬头看我一眼，冷冷地说：“你终于又来啦。”
她显然还记得八个月前我爱人曾有一次来请她会诊。那一天，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她把“不排除肺癌”几个字给了我们。当时她认为，“是与不是的可能性各占50%”。当问到“要不要手术”时，她立即表示反对。她说：“现在就下决心动那么大的手术，为时过早。”她显然感到，这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实际上，她自己也不满意。她批评北京医院做的CT扫描胶片质量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诊断。然后，她要求我们三个月后再来，重做胸部CT扫描，而且必须在肿瘤医院做，还必须照她指定的方法拍片。她还说了一个奇怪的名词，叫作什么“结节三维成像”。
当时我从爱人嘴里听到这一过程，并没有领会其中的意味，对这位医生贬低其他医院的胶片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不过是她为自己的医院兜揽生意，就像很多医生做的一样。我甚至没有把这次诊断放在心上，仔细阅读石木兰大夫在病例上留下的文字，只留下一个印象——“这老太太是我迄今看过的大夫中写病例最认真详细的”。
现在，当我们再次走进她的诊室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而我们手上提着的还是北京医院拍的普通CT平扫胶片，而不是她指定的“结节三维成像”。
“你不是不在乎吗？”她朝我瞥了一眼，带着几分讥讽的口吻说，“怎么还来呢？”
尽管我的怠慢让这老太太不满，她却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草率地应付我们。她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她认为拍的很糟的那些胶片。
在一番仔细对比之后，她在病历上写道：“左上肺结节，与一年前比较略有增大”“轮廓欠清楚”。她说，这些都不是好兆头。但她仍然认定，仅凭这些就把开胸这样一个大手术搬上来，还是“证据不足”。
她再次回到一年前的话题，要求我们重新扫描拍片。这一回不是“三个月后”，而是“立即”。她甚至苛刻地指令我们把门诊医生开具的CT扫描检查单拿回来，经她过目才算数。我心中有几分疑惑，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把那张检查单带回来给她看。她果然不满意，又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我看看，不懂，估计是一些很特殊的要求。
几天后，我们带着新片以及最后一点侥幸心理，再次来到石木兰大夫的诊室。就在胶片挂上灯箱的一刹那，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那么苛刻地要求那个所谓“三维成像”。我的左肺病灶以更加巨大、更加清晰、更加细腻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仍然没有寒暄，也不再费口舌斥责我的漫不经心。她全身贯注于影像的黑白世界中，用红铅笔在胶片表面圈出可疑之处，借助放大镜和卡尺比较其中每一个细节。她在影像会诊记录单上描述她看到的东西，清晰精准，不容置疑：
左肺尖可见一不规则的结节。可见毛刺。可见胸膜凹陷，周围有磨剥离密度。与2007年3月CT片比较有增大，毛刺增多，形态不规则。首先考虑肺癌。
我们问她，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她很干脆地说：“90%以上。”
这是一个坏消息，不是我想要的。但她赢得了我的尊重和信任。她从来不管对面的病人是什么来头，不问贵贱，不问贫富，也不问亲疏。没有人可以从她哪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也没有人会真的被她怠慢。在对眼前的肺部影像做出描述时，她不会让病人其他方面的症状——比如脑瘤——干扰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她从不使用“基本上”“待确定”“待除外”一类含糊不清的词语，也不会用个问号来敷衍病人和规避责任。
问题回来了：怎样才算最好的医生？是那些顶着耀眼的专家头衔和权威光环的人？还是那些专注于专业领域不厌其烦地琢磨思考的人？
是那些在问诊时忙着给自己学生上课或者接听手机的人？还是那些关注在病人症状，耐心、无微不至花更多时间在病人身上的人？
是那些过分依赖现代扫描仪器和黑白影像胶片，漠视病人的直觉和陈述的人？还是那些借助现代检测仪器的同时，更注意病人症状变化的微小细节的人？
是那些有名望、精于计算自己门诊每分钟值多少钱的人？还是那些无论特需门诊还是普通门诊，都认真对待每一位病患的人？
医生也会犯错，癌症治疗中“误诊”和“医治无效”大量存在。这和癌症是一个复杂的全身性疾病有关，也与现代医学技术仍有不少局限有关。没有一个医生会只有“治愈率”而没有“医治无效率”，也没有一个医生会永远正确没有失误。
于是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来表达一种“模棱两可”的诊断结论，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医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进。即使锯开你的脑壳，挖去一块脑仁去做病例检验，他们还是会说，不会百分之百准确无误。于是，通常病人只能得到一个“待查”、“待除外”、“可能性大”，或者仅仅是一个问号。但对患者和患者家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比一个最糟糕的诊断结论还要糟。
请记住医生不等于医学
医生=医学+人
医生在和病人相处的时候，不仅受制于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经验多寡，也受制于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医生的专业和经验也会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甚至会因此走样。所以医德，在专业基础上，显得更为重要，越是高水平的医生越是如此。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良医，不是100%不犯错误，而是比其他医生犯错误的概率要低。
就像棋手的胜负，在九段之内者，棋术的高下更多地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在那些进入“超一流”境界的棋手中，水平已不分伯仲，最终决定胜负的不是棋术的高下，而是做人的高下。
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不一定是个明智的选择。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夸夸奇谈的医生、一个自以为是的医生、一个不懂装懂的医生、一个自吹自擂的医生、一个时不时地贬低同行的医生、一个不尊重病人的医生、一个对患者病情漠不关心却去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无论专业水平如何，都应该谨慎。
有位很优秀也很诚实的外科医生曾说到，一台手术实际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责任活”。病人的肿瘤在什么部位，必须准确地找到它，剥离、切除、缝合，这是主刀医生的责任，做好了就是“手术成功”，做不好就是失职，所以每个医生都会全力以赴。另外一个部分，叫作“良心活”。肿瘤是否转移了？转移到什么地方？什么程度？近程转移还是远程转移？这是更加困难的部分。它需要医生的专业水准和临床经验，更需要医生的良心。因为，这是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甚至可以不做的部分。多做，需要医生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冒更大的风险；少做或者不做，仍然会是一台成功的手术。可是，对于病人来说，结果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医生能不能把手术的这一部分做得干净彻底，关系着肿瘤的鉴别和分期，也决定着病人术后治疗的成败。
一个医术高超、名气很大的医生，一定也要拥有超越常人，甚至超越一般医生的道德水准。否则，他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为他犯错误的原因。
如何分辨这其中的优缺呢，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懂医疗技术，但从基本的人性的“观察和辨识”上还是能区分出大致状况的。察言观色，包括问询和倾听——不仅听人家说什么，也看人家怎么说。肢体语言，尤其是那些一闪而过的细节，常常会暴露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如果一个医生在你的CT片上看了不到两分钟就开始夸夸其谈，那么他极有可能是个自以为是和草率行事的人。
如果一个医生在你叙述病情时表现出心不在焉，不肯向你提出一个问题，甚至急于结束的话，那么你可以设想，他心里不是在考虑你的病，而是在嫌你浪费他的时间。
如果一个医生拐弯抹角地询问你的收入和职业，那么他多半具有过度治疗和看人下菜碟的倾向。
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万能的，医生也一样，但是很少有医生在病人面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事情。如果一个医生在回答你的问题时露出一丝犹豫，说了半天总是在问题的外围兜圈子，眼神还会出现瞬间的游移，下意识地躲闪你的目光，这时候你可以相信，他是在谈论一件他自己并不了解的事。
遇到一位真正可以信赖的良医是一种幸运。如果有一位经验丰富、学识广博、善于倾听，而又注重细节的大夫给你一个推断有理、不含糊、正确的答案，一切困惑就会解开，对症下药就成为最容易的事情了。反之，如果你相信了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医生，那么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找明白医生是治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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