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能在陪审团面前证明你可能如何避免损伤，而且患者的损伤又很严重，我会立刻对你提出指控。
编辑 | Alice
来源 |"医学界"微信号 《医生的精进》书籍
里德是一名皮肤科医生，从哈佛毕业后，他在这个行业从业长达21年，之前从未遭遇过这方面的起诉，这起控诉的主要起因是发生在大约10年前的两次办公室约诊和一通电话。
诊断
芭芭拉·史丹利，1996年夏天由于左侧大腿上长了一片直径3厘米大小的黑色疣状小疙瘩而被她的内科医生介绍给里德。
里德为她取了部分病理组织进行活检，几天后，病理分析报告出来了，根据诊断结果，几乎可以确定是恶性黑色素肿瘤，在接下来的会面中，里德告诉史丹利，肿瘤组织必须被彻底去除，而且除了病变区域，还需要多取下周围2厘米的健康皮肤。
他担心癌细胞会转移，建议史丹利立即做手术，史丹利却拒绝了，因为按照里德的方案，她腿上的皮肤切口将达到七八厘米宽，她不相信自己有必要做一个对外观损伤如此之大的手术，而且她的一个朋友就曾经因为误诊而被实施了一个不必要的手术。
里德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到最后，史丹利进行了第二次活检，并让第二位皮肤科专家克拉克来检验提供参考意见。让里德没想到的是，新取下来的组织样本里并没有癌细胞的存在，而克拉克在检验了第一个样本之后下结论说，原先癌症的诊断结果是错误的，在报告上，他写道：“我怀疑这并不是黑色素瘤，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黑色素瘤的可能性。”
变故
1996年9月中旬，里德和史丹利通了电话，讨论新出来的检验报告，而正是这场对话，让里德被控诉上了法庭。
按照史丹利的说法，里德告诉她，她根本没有黑色素瘤——因为对于第一份活检样本，第二次诊断结论是“否定的”——因此不需要做手术。但是里德记忆中的谈话却不是这样的。他的证词说：“我向芭芭拉指出，克拉克医生认为这是一种名叫斯皮茨的良性病变，但他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这不是黑色素瘤。我还向她解释，克拉克医生认为定期复诊是很有必要的，但不需要进一步动手术。我还跟芭芭拉·史丹利说明，这个结论与我之前的病例检测报告有冲突，最保险的办法是允许我帮她再切除周围2厘米的皮肤。”
但是此时，由于里德之前看似错误的诊断令史丹利大发雷霆，并拒绝再动任何手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再次向芭芭拉·史丹利强调，她至少应该定期过来复诊，但也遭到了拒绝。”事实上，她还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谴责他的治疗失误，并拒绝支付医疗费用。
可是两年后，肿瘤再次出现。史丹利去看了另一位医生，这次的病理分析报告得出了明确的诊断结果：浸润性恶性黑色素瘤。医生告诉她，在第一次发现时就应当做彻底切除。最后，她不得不动了一场切除范围更广的手术，可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腹股沟的淋巴结。之后医生为她安排了为期一年的化疗。然而，才5个月，她的病情突然恶化，癌细胞转移到大脑和左侧肺部。一个疗程的放射疗法后，又过了几周，她去世了，在去世之前，她找到了一名律师——巴里·兰——来代理起诉里德。
庭辩
法庭上，当事双方就第二次电话的内容展开了一番辩论，突然，兰向里德冷不防地提了一个问题：“医生，您在整个职业生涯里，一共在文献上发表过多少篇文章？”
“3篇。”里德说。
兰扬起了眉毛，站在那里惊讶地合不拢嘴巴足有5秒之久。“20年的时间，您发表了3篇文章？”他又接着补充问道，“医生，您做了很多整形医学方面的研究，这大概是事实吧？”
兰的讯问含沙射影，让人毛骨悚然。
兰是个专门处理医疗事故官司的律师，除此之外，他还当过23年的整形外科医生，事业相当成功，但是改行当律师后，他的新事业却是“控告律师。”可是，他坚持认为他并不是在讨伐医生：公众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一个医生由于不规范的治疗或者明显的错误给某人造成严重损害，那就应该为后果负上责任。
过失
什么才算是他眼里的过失呢？
兰说，假如他发现在医疗过程中存在导致患者损伤的失误，而这个失误又是医生本来可以避免的，那么在他看来，那名医生就是犯有过失！对大部分医生来说，这是个恐怖的定义。
因为医生会遇到很多疑难问题，比如无法明确诊断结果，手术过程复杂精密等，都可能导致本来也可以避免的严重过失：
一个男人在腹腔镜肝脏手术后大出血；
一个患者在甲状腺手术后永久性嗓音嘶哑；
一位女性患有乳腺癌，可是在几个月之后才诊断出来；
···
这些都是疑难病例，但是过后回顾的时候，医生们会觉得当时应该能找出更好的治疗办法。而这些，在兰的眼里，都是绝佳的起诉证据：“要是我能在陪审团面前证明你可能如何避免损伤，而且患者的损伤又很严重，我会立刻对你提出指控。”
可我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治疗成果一贯优异，而且一向尽职尽责呀！面对这样的指控，不少医生会这样为自己辩解。
“那没什么意义。”兰说，唯一重要的是你在被审议的病例中做了什么。他解释说，道理就跟开车一样，你的驾驶记录仪可能本来完美无缺，但有一天，你闯了红灯并撞到了一个小孩，那就是犯了过失。
宣判
这场经历了长达7年之久的诉讼，花费了2万多美元，史丹利的儿子几年来所有的假期都花在了这上面，还得动用积蓄来支付旅馆和航班费用。他说：“要不是母亲要我这么做，我也不会来这里。但她临终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她很愤怒，就是因为里德，她失去了本应该更长久的生命。”看到里德被传召上庭，他感觉到心里很痛快。
遗憾地是，兰的论据并没有打动陪审团，里德的律师指出，除了活检结果两次矛盾，患者本人也不信任医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医生过度手术，且专家也证实，第二次活检没有检测出癌细胞的情况说明癌细胞可能已经扩散，再取下更多的组织也不会使结果又任何改变，更何况，里德至始至终都坚持史丹利应该接受切除手术。
第二天中午，法庭宣判了结果：里德在治疗芭芭拉·史丹利的过程中没有失误。史丹利的儿子倒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天花板，许久没有动弹，巴里·兰则迅速地站起身收拾文件。
里德呢？他并没有到场听到判决，整个上午他都在办公室里忙着给病人看病呢。
版权说明：本文改编自《阿图医生》三丛书之第二册《医生的精进》，在这册书的篇章《医疗官司》里，作者结合案例，全面详细介绍了美国医生遇到的医疗官司情况。（点击阅读原文看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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