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著名的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以专刊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科学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癌症患者家庭的疾病经济负担正在逐年增长,许多城市中产家庭正因重大疾病而面临破产的威胁。
此次研究,国家癌症中心依托中国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CanSPUC),于2012-2014年期间在全国13个省市的37家三甲医院开展了针对城市地区常见癌症(肺癌、乳腺癌、大肠癌、食管癌、肝癌、胃癌)患者的横断面研究,现场调查癌症患者的医疗费用及其相关经济负担。
研究共收集了14594名癌症患者的相关信息,患者的家庭年均收入折合美元为8607美元(人民币6万元左右),癌症患者的人均就诊支出共计9739美元(人民币6.8万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每个被调查家庭而言,仅仅患者的平均就诊费用一项就远远超过了整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了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日常生活性支出不得不耗家庭前期财富积累(如:存款、住房等),很多家庭甚至还要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如:借款等)。
研究同时显示,城市地区的常见癌种中,大肠癌和食管癌患者的经济负担最重,人均就诊支出分别为10978美元和10506美元;肺癌和胃癌患者的经济负担次之,人均就诊支出分别为9970美元和9891美元;肝癌和乳腺癌患者的人均就诊支出相对较为接近,也分别达到了8668美元和8532美元。
鉴于我国国情,在巨大的人口背景下,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比例不可能太高。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疗的高开销最终都会转移给个人、社会和医疗机构。尽管不同癌种患者的经济负担有所差异,然而相对于其家庭年均收入而言,疾病给患病所带来的经济负担都是极为沉重的。
2009年起,国家开始公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这个目录里的药物,作为基本医疗保障,由国家提供,也就是说目录里的药物报销比例比较高。但是,直到 2012年,也只有 24种抗肿瘤药物和一种阿片类止痛药物被列入目录。也就是说,很多肿瘤治疗药物,特别是一些特效药和进口药,都是需要自费的。在实际花费上,中国病人的自费比例大约 78.8%。
此外,中国是一个家庭情感联系型社会,对患者的治疗花费往往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在早期,大家对肿瘤预防和早筛的认识较低,往往舍不得花钱预防。而得病以后,越是到最后,人的求生欲望和家庭情感越是会迫使病人和家属去寻求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治疗,以期望可能发生奇迹,而这些方法的花销往往是巨大而低效的。
一项关于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显示,中国一个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最后三个月的平均医疗花费大约 16955美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就算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医保报销,也已远远超过大多数中国家庭可以承受得起的程度。
未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年轻人没有节制的暴食暴饮,饮酒过量,缺乏运动等问题,中国的肿瘤发生率还将逐年快速上升。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显示:中国新诊断的癌症病例为307万,占全球总数的21.8%。癌症死亡人数约220万,占到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26.9%。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癌症大国!
这也意味着,癌症对于中国家庭财富的威胁正与日俱增,将来会有很多家庭,因病而贫,因病而衰。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国是一个烟草消费大国,而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因素。2010年超过半数的成年男性是当前吸烟者,青少年男性中吸烟率也还在攀升。即使这种吸烟率保持不涨,也估计每年有100万例吸烟相关死亡,到2030年这一比例为翻倍。吸烟相关疾病将在吸烟20~30年后显现,即使推行控烟,接下来十年我国癌症负荷必将继续加重。
另一方面,此次调查同时覆盖到的1532名癌前病变患者,他们的人均就诊支出费用为3221美元(约合人民币2.2万元),仅占全部癌症患者人均支出的三分之一,这也从侧面表明,癌症的早期诊断发现和治疗,无疑将有助于降低癌症患病对患者以及对社会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近年来,欧美国家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出现双降的局面,这些都得益于大规模的癌症早期筛查工作和禁烟运动。
事实上,约60%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通过减少可控危险因素暴露来预防的,减少国人癌症死亡的最可行途径就是提高早期筛查比例和控制慢性感染。
以早筛为例,美国在开展普及性肺癌、乳腺癌和大肠癌的早筛工作后,这几项癌症发病率都在逐年下降。
而对于慢性感染的控制,如对幽门螺杆菌Hp感染、肝炎病毒HBV和HCV感染、以及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的预防性筛查和控制,就可以有效降低胃癌、肝癌、以及宫颈癌的发生几率。
当前,我国癌症筛查和早诊以及诊治工作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未来巨大的癌症负荷也还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机构层面的共同努力。但对于家庭个体而言,提高早期癌症预防意识、主动参与癌症筛查是最为经济可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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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参考来源:
《医学争鸣》2016年第7卷第3期;
肿瘤资讯:《中国癌症患者治疗费用超家庭收入,自付部分占家庭收入的58%》;
柳叶刀肿瘤:《中国、印度、俄罗斯有效控制癌症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