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根认为，抑郁症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
念高中时，我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跟那时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并且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我不再期待有什么东西能够带来希望，我总是赖在床上，我自残，我甚至还写了一封遗书。
那是一段糟糕的日子，我不希望任何人有此遭遇。但是，这些自毁行为或许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给我带来了好处。
我最终说出了自己的境况，外界开始介入，我的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我住进了医院，这吓到了我，让我不再想沉溺于过去的痛苦经历。我重新开始吃药，为了留在学校，积极配合治疗。
抑郁，是一种自然进化的策略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会遭遇一次重性抑郁障碍。“障碍”这个词概括了我们大多数人是如何看待抑郁症的。它是一种故障，是系统出现的缺陷，是需要修补和抛在身后的东西。
然而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抑郁症根本不是什么功能障碍，而是一种旨在实现某些特定好处的进化机制。毫无疑问，不管是在高中时期，还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想过抑郁症是否给自己带来过好处。如果这些心理学家是对的，那意味着，我们对抑郁症的看法也需要一次“介入”。
关于抑郁症的进化功能，这方面的理论有很多，当前最流行的观点之一是“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
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保罗·安德鲁斯（Paul Andrews）和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的精神病学家J·安德森·汤姆森（J. Anderson Thomson）曾在2009年的一篇长文中，对这一假说做了最为详尽的阐述。
安德鲁斯指出，抑郁症的生理症状和心理症状似乎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体系。抑郁症会导致：快感缺乏，即对大多数活动失去快感或兴趣；沉思时间增加，深陷个人痛苦根源无法自拔；某些类型的分析能力得到增强；以及大脑用于巩固记忆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出现延长。
在安德鲁斯看来，这些症状是有违进化设计的非随机组合。
毕竟，为什么一种障碍会产生如此同步的一组反应呢？
他认为，这种设计的功能是让我们超脱正常的生活追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或解决抑郁的根源上——比如说，一段失败的感情。如果你生活中的某样东西出现故障，你需要去承受，并加以修复。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伴随抑郁症而来的混乱和极端思绪，尽管会让你感到一切都没有价值并夸大自己所处的糟糕境况，但却是击破日常幻梦、使你专注于自身问题所必需的。
在一项针对61名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80%的人称，沉思时间增加至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处，包括自知之明、解决问题以及预防未来犯错。
范德堡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文·霍伦（Steven Hollon）说，“大多数抑郁症都是自己停止的，也就是所谓的自行缓解。对于这个过程，安德鲁斯或许提供了一种解释。”此外，“认知行为和解决问题的疗法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可能正是因为它们触发并加速了这个原本需要在几个月时间里发生的过程，使其缩短到几周。”
甚至连自杀行为也可能是一项经过设计的功能。少数研究者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进化出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杀倾向。华盛顿州立大学人类学家爱德华·哈根（Edward Hagen）是这个假说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他和同事们正在为两个自杀行为模型寻找证据，这两个模型都将自杀视为一种策略性行为。
第一个模型被称为“整体适应度”，它以“自私的基因”这一概念为基础——所谓“自私的基因”是指，在自然选择中，繁殖的最基本单位是基因而非生物个体。你的基因并不关心你能不能成功繁殖，只要它们能繁殖就够了；而且它们存在于很多人身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基因可能会诱导作为宿主的你做出自我牺牲，只要此举能为你的家族成员带来足够多的好处，因为他们是跟你共享许多相同基因的。因此，人类不仅寻求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适应度，而且还包括家族整体的适应度。就比如，大多数父母会毫不犹豫地冲到公交车前去救自己的孩子；一些针对自杀想法的研究也发现，不想成为负担是受访者经常说到的一个理由。
自杀行为的第二个策略模型是“议价模型”，它建立在“高成本信号”这个概念的基础上。
高成本信号的一个典型实例，就是雄孔雀开屏。拖着一扇引人注目的大尾巴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它不仅耗费能量，而且容易引来捕食者。但是，一只雄孔雀的适应度越高，它拥有大尾巴的成本就越低。这样，大尾巴就在进化过程中变成了雄孔雀向雌孔雀展示遗传适应度的标志。
并不是因为具有吸引力，才成本高昂，恰恰相反，是因为成本高昂，才显得有吸引力。
除了传递适应度信息之外，高成本信号还可以传递需求信息。不妨想一想雏鸟。如果母鸟就在旁边，它们是不需要叽喳求食的。而且，鸣叫会引来捕食者，使得这一行为具有高昂的成本。不过，一只雏鸟越是饥饿、越是体弱多病，它因鸣叫而被捕食者吃掉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少，而它因鸣叫而被母鸟喂食所得的好处就越多。所以，大声鸣叫是更需要获得食物而发出的真诚信号，母鸟会对它做出回应。
长久以来，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直把企图自杀视为寻求帮助的呼救行为，但他们认为这是病态形式的呼救，没有经过周全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整体适应度模型中，自杀的目标是死亡，而议价模型中，这个目标是寻求帮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绝大多数自杀企图都未致命。
举例来说，议价模型预测，作为自杀行为的主要风险因素，抑郁症之所以能经常被用作议价工具，前提条件是，其他人会做出包容性的回应。在一项1997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刚流产的女性在跟母亲或朋友发生争吵后，会出现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但前提是，她们也认为母亲或好友非常关心自己。如果身边的人根本不在乎你，以抑郁回应社交冲突，这种办法是无法奏效的。通过把基因和亲缘关系的存续置于风险之下，抑郁症可以成为一种议价筹码。
此外，议价模型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患抑郁症的机率是男性的两倍。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哈根与赫尔辛基大学心理学家汤姆·罗森斯特罗姆（Tom Rosenström）分析了4,192例美国成年人的数据。他们提出了一项假说：由于男性的体能强于女性，所以他们更有可能在社交冲突中使用愤怒作为议价策略，而女性则更有可能依靠抑郁。
数据显示，上肢力量更强的人患抑郁症的机率更低。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人员去掉体能这个变量后，男性和女性患抑郁症的机率就趋同了。哈根还从高成本信号的角度，对产后抑郁症进行了描述：母亲对自身或婴儿的健康失去兴趣，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手段，借此向不够给力的伴侣或身边人群寻求帮助。对那些无法争取到足够支持的人来说，抑郁症似乎有意或无意地被用作了一件工具。
那么，基于这些关于抑郁症的进化模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根据我的理论提出建议，我是有点犹豫的。”哈根说，“因为这相当于认可了我的理论，因而随时可以把这些知识带出实验室，应用于临床治疗了。但我不认为我们已经走到那一步了。”他还指出，即便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前景仍然暗淡，因为找到解决方案并不容易。治疗抑郁症可能需要解决你与家人之间的严重冲突，而这里面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就治疗而言，临床医生或许会把患者的家人请过来一起解决问题，但很多人已经在那样做了——“所以，在实践中，我说的很多东西都不算激进。”哈根说。
然而，这些理论的确让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对抑郁症的传统反应。如果抑郁症是一种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中被设定好去执行的策略性反应，那么通过抗抑郁药物去抑制其症状，这么做还有意义吗？
哈根把抗抑郁药物比作止痛药，他说，如果脚踝骨折，医生只用止痛药而不用石膏，这是不道德的。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的根源。
作为精神病学的诊断手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已将重大生活变故（包括失去亲人）从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中删除，对此，哈根颇感遗憾。此举是为了让抑郁症的诊断变得更加客观、科学，也是为了鼓励专业人士把注意力放在可观察的症状而非成因上。
但对于往往存在明确前因的抑郁症来说，对因果关系的漠视导致患者的许多正常反应被归为“反应障碍”——而这直接源于把抑郁症视为一种身体故障，而非我们进化出来的一种策略性反应。
医生开出的抗抑郁药物或许能改善患者的情绪，但同时也阻碍了患者去解决问题的根源，不利于患者在长期内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情绪。抑郁症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它往往是对逆境的一种反应，其中80%的病例都是在经历了重大人生变故后发作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位女性经历了至亲去世，那么她下个月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会增加20倍。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即便抑郁症在漫长的岁月中进化成了一种有用的工具，那并不意味着它在今天还有用。
我们进化出了对糖分和脂肪的渴求，但这种适应性已经与热量充足的现代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从而导致了肥胖症的流行。如今，抑郁症或许也已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反应。哈根认为，在人类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与亲属住在一起，他们随时会干预我们的生活，所以，借助抑郁症这种工具，或许很快就会解决问题。而如今，我们独自生活，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周围的人并不怎么关心我们的繁殖适应度。这种情况下，抑郁症的信号就可能遭到忽视，然后恶化，导致持续性的严重功能障碍。当然，还有一些抑郁症病例是无法通过进化功能的角度去解释的。布朗大学精神病学家彼得·克莱默（Peter Kramer）指出，至少有一些抑郁症病例是由遗传缺陷或是消极思维模式引起的。包括哈根在内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抑郁症并非一种由单一成因引起的疾病。
即便抑郁症和自杀行为在如今仍有一定作用，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为此进化出来的。
精神病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化与医学中心主任伦道夫·内瑟（Randolph Nesse）在论及议价模型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为了控制他人，有些人的确会以自杀相威胁，正如他们会以杀人相威胁，或是威胁要揭露秘密一样。”他说，“但我认为，这些并不是由自然选择所塑造的特定适应性，只是人们试图影响他人的诸多方式之一。”
而对于自杀行为的整体适应度模型，内瑟更加不认同：“动物中也有很多为亲属牺牲自我的例子，但我觉得，自杀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为什么不直接跑开呢？”
显然，抑郁症的进化模型并未得到整个精神病学界的认可。据精神病学家汤姆森说，“精神病学专业仍然把抑郁症纯粹视为一种疾病。”医疗保险的限制让很多精神科医生放弃了谈话式疗法，转向更有效的药物治疗。所以，“抑郁症唯一的疾病模型得到了大量政策上以及科研方面的支持。”汤姆森说，“我经常对同事们说，你们对抑郁症患者开出的药物本来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汤姆森、哈根等人是对的——抑郁症其实是一种进化策略——那么，我们的治疗策略将需要调整。
哈根认为，抑郁症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
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安德鲁斯与一名同事阐述了“社会导航假说”，该假说认为，与其开处方药，“不如在保护性的监管之下，让抑郁症发挥其对社交网络令人痛苦、但却具有潜在适应性的魔力，这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对患者的境遇和病因给予更多关注，也是有必要的。
对于抑郁症这种不稳定的病症，用不带个人色彩的进化观点去思考，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做到，尤其是对那些曾经被抑郁症压倒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我有时会感叹，如果没有患上抑郁症（现在病情已得到控制），我也许会更加乐观勤奋。
但即便到了今天，我也承认，抑郁症或许也给我带来了好处。它让我对人生的目的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陷入了沉思，尽管——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它让我质疑一切事物的价值，包括抑郁症本身。
翻译：何无鱼
来源：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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