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心理学界如何看待暴力行为？如何减少暴力？世界顶级心理学家E·阿伦森在其经典论著《社会性动物》中早已进行过阐述，就如何减少暴力，他给出了极为重要的六大建议：
如何减少暴力假如我们认为减少人们的攻击倾向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那么我们该如何着手去做呢？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去寻找一些简便的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样的专家曾建议，我们应当开发一种抗残忍的药品供人们(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服用,由此而普遍地降低人们的暴力倾向。对解决这类方式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有些激动人心，但是假如不能让服用者的动机系统完全平静下来，开发这样一种可以降低人们残忍水平的药品便没有任何可能性。化学药品并不能像心理过程那样造就良好的个性。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那种既仁慈和善、热爱和平，又精力充沛、富有创造力且勇敢机智的人，是生理力量和心理力量完美结合的产物，也是遗传能力和习得价值完美结合的产物。很难想象化学药品能够表现得如此完美。而且，对人的行为进行化学控制带有“奥威尔(Orwellian)噩梦”的特征，我们能够信赖谁去使用这样的方法?
或许根本不存在简便而又安全的解决方式。但是依据目前所了解的，我们仍然可以对一些复杂而且多少有些风险的可能方式加以思考。
纯粹的理智
我敢肯定，人们能够构想出一套逻辑的、合理的论点，来描述攻击的危险以及攻击行为给受害者和攻击者可能带来的痛苦。我甚至可以十分肯定，我们可以让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些论点是正确的。很显然，绝大多数人都会赞同：战争是人间地狱，街头暴力是令人厌恶的。但是这类论点，无论是多么正确，无论多么令人信服，或许都不会明显地减少攻击行为。即便人们相信从总体上看攻击是令人厌恶的，但是人们仍然会实施攻击行为，除非他们确信攻击行为对自己是不利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观察到，很多人是不能通过理性行为加以说服的：“因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论证意味着教育，而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另外，由于对攻击的控制问题最早出现在儿童早期，此时个体年龄尚小、不能进行推理，因而逻辑论点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基于这些理由，社会心理学家们已在寻找另外的说服方式。其中许多是针对幼儿设计的，但也适用于成人。
惩罚
对一般人而言，减少攻击的一个常见的方式是对它加以惩罚。假如一个人去抢劫、殴打或者杀害他人，最简单的方式是将他投进监狱，或者情节严重将他处死。假如一个小女孩攻击她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同伴，我们可以打她的屁股、对她大声呵斥、剥夺对她的优待，或者让她感到有罪。这样做的假设是，这类惩罚“会给他们一个教训”，使他们在再次做出类似的行为之前会“三思而后行”，而且所施加的惩罚越严重，所获得的效果越好。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严厉的惩罚被证实在短期内有效，但除非谨慎使用，从长期来看它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在现实世界中，对父母和儿童的观察反复证实，父母采用严厉的惩罚很可能会导致孩子极具攻击性，或者导致孩子长大后喜欢采用暴力手段达到个人目标或者政治目标。这些攻击行为通常发生在家庭以外，在那些可以摆脱惩罚的地方。但是，这些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研究并不能令人信服。它们不能必然证明对攻击行为的惩罚本身会催生攻击性儿童。那些采取了严厉惩罚的父母可能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可能就是严厉而且富于攻击性的人。因此,这些儿童很可能只是简单地模仿他们父母的攻击行为。事实上,已经得到证实的是，假如儿童们受到了某个成人的体罚，而这个成人以往总是以一种温和、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们，那么当这个人不在场的时候，这些儿童也倾向于遵从他的要求。相反,假如儿童们受到了一个没有人性的、冷漠的人的体罚，那么一旦这个人离开房间，这些儿童便不可能按照他的期望去做。因而，有理由相信,假如在一种温暖的人际氛围中明智而审慎地运用惩罚，它便可能是有益的。
另外一个对惩罚效能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惩罚的严重性或约束性。严重的或者约束性强的惩罚可能带来强烈的挫折感。由于挫折感是导致攻击的基本原因之一,因此避免采用挫折策略来减少攻击性是明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罗伯特·汉布林(Robert Hamblin)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一项研究的很好证明。这项研究中，那些富于攻击性的男孩受到了他们老师的惩罚，所采用的形式是剥夺对他们的优待。具体而言，这些男孩此前得到了一些可用来换取自己喜欢的各种物品的代用券，但是某个男孩只要发起攻击，他的一些代用券就会被收回。结果发现，采用这种方法期间和之后，男孩们发起攻击的次数实际增加了两倍。这一变化几乎可以肯定是挫折感增强的结果。
在我们国家的监狱里惩罚教育的严重性和约束性都很强，那里的情况又会如何呢?将罪犯监禁在这样一种严厉的环境之中会防止他将来继续犯罪，尽管这样一种想法凭直觉似乎是正确的，但却很少有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实际上，正如我们的分析所预测的，监禁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然而，对它的具体后果进行确定是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对监禁的影响进行单独的考察,因为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处于监禁条件下的个人。是监狱的严酷导致了犯人出狱后实际犯罪率的上升，还是将那些刑满释放后很快又重返监狱的人仅仅归因为他们的犯罪型人格呢？尽管这些可能性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加以验证，但是一项自然条件下的实验表明,监禁并不能防止那些被释放的囚犯重新犯罪。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使得这一实验成为可能,研究者因此可以单独考察监禁对重新犯罪的影响。1963年，在“吉迪思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做出裁决后,确定没有辩护律师的人不能被判重罪,佛罗里达监狱的许多囚犯没有服完刑期就被提前释放。这些提前释放的囚犯与那些继续呆在狱中的囚犯之间的唯一区别是,那些被释放的囚犯此前不曾有律师代理。这样,研究者便可以对两组近乎相同的囚犯加以比较，一些人被提前释放，而另外一些人则继续接受惩罚直到服满整个刑期。结果，在两组囚犯之间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差异：那些服满刑期的囚犯重新回到监狱的可能性，是那些提前释放者的两倍。
这是否意味着严厉的惩罚并不能减少犯罪呢？并非一定如此。尽管这项研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较长的刑期并不能防止囚犯在被释放后重新犯罪。但是它也并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严厉的惩罚可能仅仅会约束那些从没有被判刑经历的人的犯罪倾向。完全可能的是,惩罚的威胁从一开始就阻止了许多走在犯罪边沿的人去以身试法。
尽管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却认为它是不可能的。据我所知。尽管严重的惩罚常常会导致顺从。但它却很少产生内化。为了建立起长期的非攻击性行为模式，重要的是要在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去诱导他们内化一套贬低攻击行为的价值观。在第5章曾经比较详细讨论过的两项独立的实验中，我与默瑞尔·卡尔史密斯、乔纳森·弗雷德曼证实，对幼儿来讲，轻度惩罚威胁比重度惩罚的威胁更为有效。虽然这些高度控制条件下的实验针对的仅仅是儿童对玩具的偏爱，但它们却强烈地表明，轻度的(而不是重度的)惩罚威胁同样可以抑制儿童的攻击性。
它是这样发生作用的。假如一位母亲用惩罚来威胁年幼的儿子，以便他任何时候都不再去欺负自己的小妹妹。假定她做到了，她的儿子便会体验到失调：他那“我喜欢打我的小妹妹”的认知，与“妈妈不许我打小妹妹”的认知之间，会出现失调。假如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便可能摆出许多恰当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被禁止这样做。为了减少失调，他可能会这样讲，“我不能去打我的小妹妹的理由是，一旦我这样去做就会换来一顿狠揍——但我肯定很想去打她。”然而，假定孩子的母亲采用是一种较轻的而不是较重的惩罚威胁，这种威胁刚好能够让这个男孩停止他的攻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当男孩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在当时可以打自己的妹妹却没有去打她时,他不能够用受到威胁作为减少失调的一个理由。也就是说，他不会轻易地说服自己,如果打了小妹妹自己就会挨揍,因为这不是事实。然而，他却必须为自己没有去打小妹妹进行辩护。换句话说，他的外部辩护理由(用威胁的严重性)微乎其微。因此，为了替自己没有去打小妹妹辩护，他必须从自身找理由。例如，他可能会让自己相信，他不再喜欢打自己的小妹妹了。这样，他不仅可以为自己当前的友好行为辩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减少他以后打自己小妹妹的可能性。总之，一种反对攻击性的价值观得以内化。他会说服自己，打人既不是自己想做的，也没有什么乐趣。
这一普遍性的观点，已经在现实世界的校园里有了一些成功的应用。在挪威教育机构中工作的丹·奥维斯(Dan Olweus)，通过培训教师和行政人员密切关注这个问题以及及时采取适度惩罚行为，将学生恃强欺弱现象的次数减少了50％。就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显示，假如对攻击的惩罚行为及时到位而且不太严重，那么那些还没有形成自己价值观的儿童，比较容易对攻击行为产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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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对另外某个人的惩罚。具体而言，正如有人所主张的，让一个孩子目睹某个攻击性榜样的可悲下场，可能会减少他的攻击行为。对此的理论假定是，目睹了这种情况的人实际上会受到替代性惩罚，因此会使得他的攻击性变弱。也许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公开绞刑和鞭挞就是由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确立的。它能够起到作用吗？来自现实世界的大量资料并不支持这一理论。例如，根据总统法律执行委员会的说法，死刑的存在和使用并没有降低杀人犯罪率。另外，一些非正式的资料表明，尽管一些攻击性人物最终都受到了惩罚，但是大众传媒往往将他们描绘得非常有吸引力。这种做法很可能会诱使人们对这些暴力人物产生认同。
来自控制条件下实验的证据，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更为清晰的画面。在这些实验中，一般让孩子们收看一部有关某个攻击性人物的影片，这个人后来因为进行了攻击行为而得到奖赏或者受到惩罚。稍后,这些孩子得到了可以在类似影片中的环境下去进行攻击的机会。结果，研究者取得了一致的发现，那些从影片中看到攻击者受到惩罚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攻击行为明显少于那些从影片中看到攻击者受到奖赏的孩子。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那些看到影片中的攻击性人物受到惩罚的人，比那些看到影片中的攻击性人物既未受到惩罚也未受到奖励的人，表现出来的攻击性较少。从另一方面看(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讨论十分重要)，看到一个榜样因为攻击而受到惩罚，并不能够将攻击性水平降低到从未接触过攻击性榜样的儿童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似乎表明，看到一个攻击者得到奖励会增加儿童的攻击性行为，而看到一个攻击者受到惩罚并不会增加儿童的攻击行为，但是看到一个攻击者受到惩罚是否会降低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则是不能确定的。它的作用或许与根本不让儿童接触攻击性榜样相同。此前，我们已经讨论了这项实验在大众传媒中的暴力展示方面带给人们的启示。
对替代性行为的奖赏
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得到了研究，那就是：当一个孩子进行攻击时,对他(她)不予理睬;而当他(她)做出非攻击行为时加以奖赏。这一策略部分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孩子们(或许成人也会如此)常常将攻击性行为当作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手段。对他们来说，宁愿受到惩罚也不愿意被忽视。因此，有悖常理的是，惩罚行为实际上便可能被解释成为一种奖赏——“嗨，你们瞧瞧!只要我去打小弟弟，妈妈就会来注意我。我想我还会这样做。”这一想法被鲍尔·布朗(Paul Brown)和罗杰斯·爱略特(Rogers Elliot)在一所幼儿园里所做的实验证实。他们让幼儿园里的老师对孩子们的任何攻击性行为都不加理睬。同时，要求老师在孩子做出非攻击性行为(例如：友好地玩耍、与其他孩子分享玩具、与其他孩子合作，等等)时对他们特加关注。几周以后，孩子们的攻击行为有了明显的下降。在一项更为精巧的实验中，乔尔·戴维茨(Joel Davtz)证实，挫折并不一定导致攻击行为；相反，假如通过事前训练使得这类行为让人们感到具有吸引力，它便有可能导致积极性行为。在这项研究中，孩子们被分成一些四人小组。在一些组中，积极性行为会得到奖赏；而在另一些组中，攻击性或竞争性行为会得到奖赏。然后，故意让这些孩子受到挫折。具体做法是，告诉孩子们将要观看一些娱乐片或者做一些好玩的事情，从而使他们抱有期待。实验者甚至开始放映一部影片，并且分发了一些糖果让他们稍后再吃。但随后便令他们体验到挫折。在影片放到最有趣的时候，实验者突然停止了放映并且收回糖果。随后，让孩子们自由玩耍。可能你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故意安排以诱发孩子们的攻击行为。结果发现，与其他组相比，那些被训练过进行积极性活动的孩子表现出较多的积极性行为和较少的攻击性行为。
这项研究的确令人鼓舞。在此，我感到很有必要讲出自己的一种坚定的信念：期望我们社会的许多儿童在面对人际冲突和挫折条件时，自发地去选择积极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攻击性手段，是极为天真的。整个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证据表明，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冲突和挫折，不仅是主要的，而且也是有价值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式的英雄，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偶像。无论是扮演复仇的牛仔、都市警察、拳击手、终结者，还是扮演采用一种奇妙无比、引人入胜的方式进行谋杀的温文尔雅的秘密特工，这些银幕上的英雄都公开地或含蓄地向孩子们展示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他们个人的追求与向往。
不用说，我们并不仅仅通过电影和录像接触解决问题的暴力手段，这类事件也是晚间新闻的主打内容。因此，我们不必为孩子们有这样的看法感到吃惊，那就是：成人往往通过暴力来解决他们的冲突。而且，许多孩子甚至不知道一些替代的办法是可行的或者是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喜欢非暴力策略，一种很好的办法就是为他们提供有关这类技巧的具体培训，同时鼓励他们学以致用。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类培训不能够在家庭和学校中进行。
非攻击性榜样的作用
约束攻击性行为的一种重要方法，是清楚地表明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而最为有效的指导来自社会，即让人们看到在同样的条件下其他人会自我克制、不去攻击。例如，在罗伯特·巴伦和理查德·凯普纳(Richard Kepner)所做的一项实验中，被试们遭到了某个人的侮辱，随后让他们看到这个人受到来自另外一个人电击的场面。所发出的电击或强或弱。另外还有一个控制组，该组被试没有看到有人实施电击的场面。随后，被试们得到了向侮辱自己的人发出电击的机会。与控制组相比，那些先前看到实施强电击的被试发出的电击也较强，而那些先前看到实施弱电击的被试发出的电击也较弱。这个例子是不是看上去很熟悉呢？读者会很容易发现，就像其他任何行为一样，攻击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从众行为。具体说来，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来确定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当的。回想一下本书第2章我曾描述过的情形，你在弗里多尼亚高官的餐桌上打嗝的例子。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假如你和你的朋友受到了挫折或者被激怒，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向那个惹恼你们的人扔雪球，便会增加你向这个人扔雪球的可能性；假如人们只是大声斥责，便会增加你大声斥责的可能性；假如你周围的人都用棍棒挥向那个惹恼你们的人的头部，便会增加你操起棍棒挥向他头部的可能性。
建立对他人的移情
想象一下下面的情境：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前，汽车排起了一条长龙。绿灯亮了。排在最前面那辆车的司机迟疑了15秒钟。这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肯定是喇叭声大作。这不只是为提醒那位司机交通灯已变换而响起的低沉喇叭声，而且是一群受到挫折的人为发泄心中的愤怒而按响的长长的、持续不断的刺耳喇叭声。事实上，一项控制条件的实验发现，在这类情境下，大约90％的排在第二的司机会以一种攻击性的方式按响喇叭。作为同一项实验的一部分，一个行人在红灯亮着的时候从第一辆车和第二辆车中间过马路，当他恰好走在十字路口时绿灯亮了，这时排在第二的司机中几乎仍有90％的人会按喇叭。但假如这个行人拄着拐杖，情况又会如何呢？显然，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会唤起一种移情性反应。由于移情所唤起的感受战胜了攻击的欲望，按响喇叭的人的比例大大降低了。
移情是一种重要的现象。塞莫尔·费斯巴哈(Seymour Feshbach)注意到，绝大多数人会发现故意将痛苦强加于人是很困难的，除非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认定受害者失去了人性。因此,当我们对亚洲人开战时(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50年代在朝鲜,60年代在越南)，我们的军事人员常常将他们称为“亚洲佬”。我们看到，运用去人性化的这种手法，是替残忍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一种方式。对一个“亚洲佬”实施暴力，要比对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实施暴力容易得多。正如我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的，这类自我辩护不仅会促使我们去对另一个人进行攻击，而且会确保我们对他进行持续不断的攻击。回想一下那位生活在俄亥俄州肯特市的那位中学教师，在四个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被俄亥俄州国民卫队枪杀后，她竟会对作家詹姆斯·米歇纳说，任何一个赤脚走在大街上的人都该被处死。这种说法乍听起来荒诞不经。只有意识到说这种话的人已经将那场悲剧的受害者看得失去人性时，我们才可以理解她的说法。
人们可能对去人性化的过程感到痛心，但与此同时对这一过程的了解又可以帮助人们去彻底改变它。具体而言，假如大多数人为了实施某种极具攻击性的行为的确必须对他们的受害者去人性化的话，那么通过在人们之间建立移情，攻击性行为便很难去实施。诺玛·费斯巴哈(Norma Feshbach)和塞莫尔·费斯巴哈的确已经证实，儿童的移情与攻击性之间存在着负相关：一个人移情越多，他(她)便会越少地去采取攻击性行为。在后续研究中，诺玛·费斯巴哈提出了训练移情的方法，而且成功地检验了这些方法对攻击性的影响。简单地说,她教育那些小学生如何采取他人的立场。孩子们学会分辨人们所具有的不同情绪,他们扮演处于各种痛苦的情绪状态下的人们,并且(在群体中)考察了自己的感受。这些“移情训练活动”导致了攻击性行为的明显减少。与此类似，乔治娜·赫默克(Georgina Hammock)和黛博拉·理查森(Deborah Richardson)也证实，移情是阻止极端的攻击性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缓冲器。他们要求一些大学生向自己的同学发出电击，结果发现，那些学习过从他人的角度体验移情的被试，比那些没有移情体验的被试，发出的电击强度要弱。大渊健一(Kenichi Obuchi)和他的同事们在日本学生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一项实验中，大渊要求这些学生向另一个学生发出电击。在一种条件下，在接受电击之前，受害者首先透露了他们的一些个人信息——这样做为移情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另一种条件下，受害者没有机会透露个人信息。结果表明，与不能透露个人信息的条件相比，在能够透露个人信息的条件下，被试所发出电击的强度较弱。
有关建立移情的研究，对于可能避免像我们在前面所介绍过的哥伦拜恩屠杀案之类的悲剧，具有令人鼓舞的意义。
本文摘自《社会性动物》（第九版）
图书介绍
《社会性动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圣经》”（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的评价），作者E·阿伦森（Elliot Aronson）是美国心理学会110年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所有三项大奖的心理学家：杰出研究奖（1999年）、杰出教学奖（1980）和杰出著作奖（1975）。本书从1972年出版第一版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畅销数千万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