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GQ中国》2015年3月刊"时代病"专题中关于抑郁症的一篇特稿，写此文的过程让我自己也几近抑郁。
2014年底上海最阴冷的时候，我与国内唯一一家抑郁症病友互助组织的成员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天。每天与他们交谈的过程，比以往任何一次采访都艰难许多。几乎每一位抑郁病人都会告诉我类似的话：你没有得过抑郁症，就不可能真正明白那是怎样的痛苦。
因此我只得尽可能地倾听理解他们解剖自己内心最深层的伤痛，再努力把自己代入到他们的处境中，提出新的问题。
这样的采访经历回头看来受益颇多，让我变得比以前更有耐心和能力理解他人，但其过程本身并不愉悦，而让我感到沉重压抑。每天采访结束后我呆坐在酒店椅子上，大脑空白，身体僵硬，一两个小时无法行动。回到北京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一星期稿，发觉自己变得不愿说话，不愿与外界接触，好几次逐条对照抑郁症的症状判断自己是否有可能得上它。幸运的是，几天之后我前去丹东操作禅修的选题，这个过程客观上起到了休养的作用。
就像刚做完这篇稿时跟几个朋友说的那样，短期内我可能不会再做类似选题，但这样一次经历仍然是重要而值得认真回味的，它并不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却毫无疑问地帮助自己更加深入和诚恳地认识、理解每一个人，同时也迈出自我认知的重要一步。
——地平线·何瑫
抑郁病人
文/何瑫
来源/GQ中国（公号ID:GQZHIZU）
黑狗在每个人的四周梭巡，有的发出低吠，有的露出利齿。
10个人的讨论刚进行到一半，一位参与者开始讲述童年创伤。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异样，从几个人的眼神中，陈巍看到了焦灼和不安，还有几分失落。作为讨论的组织者，他清晰地觉察到，开始时他们的表情、肢体都是放松的，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满心期待。可现在，他们紧绷的面孔似乎在向他进行无声的质询：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获取安慰和理解，怎么反倒更加难受？
2014年初秋一个周一的下午，参会者们从上海各个角落来到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里，围坐成一个圆圈，在彼此倾诉中共同度过两个小时。他们并不知道各自的身份和姓名，却将彼此视为能相互理解的同类。在这个叫作“郁今香”的互助组织中，他们渴望像这个组织名字的寓意那样获取难得的慰藉，改变生活：曾经抑郁，而今芳香。
作为“郁今香”的创始人，陈巍喜欢用一本美国漫画绘本里的描述来形容自己与抑郁症的关系：抑郁症就像一只如影随形的黑狗，当它来到身边时，压抑随之降临，人生的色彩也因此黯淡。
这只黑狗，已经伴随了他11年，并且仍未显示出离开的迹象。
正在进行的发言又一次被打断了。一个昵称阿强的小组成员第一次出现在活动里，他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对刚才的发言进行“诊断”。在过去一个小时里，几乎每个人的发言都以他的“诊断”结束——“你就是太完美主义了，对自己要求低一点儿就好了”；“你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应该尽快用药，把状态先拉起来再说”……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渐渐亢奋，不停比画手势。作为“郁今香”的创始人，陈巍是参加这个名为“益友汇”的小组讨论次数最多的人。类似的情景他并非没遇到过，但这一次，连他自己也从阿强那里体会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
定期举行的“益友汇”已经进行了近一百次，过去三年间，近千张面孔在这里出现。有人将它当作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有人参加一两次后就匆匆离开。这个新鲜的面庞显然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在开场的自我介绍中，他说自己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极度缺乏自信的人并因此陷入抑郁，希望在这里找回往日的自己。而过去的一个小时让在场的其他人明白，他重建自信的方法就是不由分说地强势地评判别人，以获取内心满足。
一位叫作韩烨的小组成员对此并不接受。他觉得自己被深深地冒犯了——这里每个人都是抑郁症的受害者，来到这里是相互取暖的，你凭什么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我有什么问题，告诉我该怎么做？
黑狗蠢蠢欲动。韩烨甚至想在对方脸上打一拳让他闭嘴。他努力克制，对方一次次不加节制地评判每一个人，他一次次握紧拳头背在身后，提醒自己不要冲动。
陈巍曾经想提醒阿强不要这样，但终究没有开口。作为主持人，他既要防止场面失控，也要避免过度干预议程，导致大家紧闭心门，不愿表达。眼前的场景在他看来并非完全不可忍受——当这个新成员慷慨激昂地评价他人时，有人皱起眉，但也有人不时点头。
但他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当韩烨觉察到愤怒情绪所激发的汗液已经浸湿了自己的手心，他决定不再忍受。阿强又一次对别人作出评判时，韩烨果断地打断了他：“大家都是病人，请你放尊重些，不要总是打断我们！”
现场的女性发出了惊慌的尖叫——或许是被韩烨凶猛的眼神所惊吓。阿强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并从包里拿出了一瓶防狼喷雾，向韩烨脸上喷去。
喷雾覆盖了韩烨的半张脸，他因此剧烈咳嗽，泪流不止，但这个长年进行专业体育训练的大块头将阿强从椅子上一把掀起，按在身下。
就在挥起拳头前的一瞬间，他又克制住情绪。他只是将阿强牢牢按在地上，让他体会那种难以反抗的压迫感。喷雾让韩烨的呼吸道感受到了如火焰穿过一般的痛灼，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调整气息，语气尽可能平静地问阿强：你现在感觉好吗？你刚才对我们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
阿强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不再反抗，也不再说话。在现场志愿者的看护下，两人先后离开了会场。
韩烨后来仍然与陈巍保持着良好的私交，也参加“郁今香”的其他活动，但却不再参加“益友汇”的讨论。想起那次冲突，他总是有几分后悔，觉得自己曾经是一个破坏者。
但冲突发生的当天晚上，陈巍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安慰韩烨：这没什么，压抑很久的情绪有机会释放出来，或许反倒是件好事。
精力充沛时，陈巍每天会与三名抑郁症患者进行深入的沟通。作为中国第一家抑郁症病友互助组织的创始人，他的微信好友已经早早达到5000人上限，大部分都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抑郁症患者，他将他们称为益（抑）友。
无数询问与倾诉令他收获了巨大的被信任感，但有时也让他不堪重负。情绪低落时，他会连续好几天不愿打开微信。他有时觉得益友们对这个组织的期待过高——期望两个小时里一切问题都烟消云散。他自然也希望如此，但心中常有另一个声音冷冷地提醒他：你自己已经努力了这么多年还不得康复，短短两个小时，又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呢？
二
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没有文件夹、没有任何物品。2011年的春天，原本属于陈巍的办公桌上一片空白。他已不再是这家世界500强公司的一员。
但他每天早上仍旧像往常一样，准时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尽管门禁卡已被公司没收，他总是能想方设法溜进来，试图以静坐示威的方式向全公司公开自己与上司之间的矛盾，释放内心的愤怒。
这种无声的抗议持续了三天后，公司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拒绝他的再次闯入。剧烈的肢体冲突后，他终究无法闯过公司为阻止他进入专门雇用的保安。这彻底激怒了他，他将公司告上法庭，官司持续半年多，他最终获胜了，公司赔偿了他几个月的薪水。但他的职业生涯也从此结束。
为期整整十年的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生涯，最终以一种并不愉快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他已经决定从此与自己的职场人生作别。
他其实早已习惯了类似的不愉快。从业十年，他的履历清单上排列着整整十家公司。在每一家雇主那里的轨迹都是类似的：秋季入职，夏天离开，其间充斥着和他人的纠纷、争吵乃至打斗。
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周而复始的旋涡之中，却又无法从中逃脱。从工作第一年起，他就被抑郁症这只黑狗死死缠住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努力让这头野兽远离自己的生活，但还是被它一次次扑倒在地。
黑狗的出现是毫无征兆的。2003年国庆假期，他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兴趣。不在乎爱、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也不在乎朋友，什么都索然无味。身体的反应更让他不安：一股寒冷的气息在身体中来回游走，皮肤像被针刺一般隐隐作痛。
当假期结束，登上开往公司的地铁，原本十分钟的车程，却令他觉得无比漫长。他被深深的疲倦感彻底包围，没完没了的沉睡也无法帮助自己恢复生机。每周一上午的例会需要每个人轮流发言，这成为他最惧怕的时刻。工作总是不能按时完成，各种借口和时常缺席成了同事们对他最主要的印象。他努力掩盖着自己对工作的厌烦与吃力，为此甚至顶着他人异样的目光，主动申请与下属调换职位。
在此之前，学生时代一路平顺的他从未产生过如此频繁的自我否定。高考时，他是上海市文科前15名，本科与研究生读的是当年最热门的财务和市场营销，工作后也迅速成为跨国企业的财务中层。这使他不愿与身边人倾诉自己突如其来的困顿，一贯的鹤立鸡群使他从来不曾将别人视为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的朋友。
他试图说服自己生活中还有许多未知的美好，却发现似乎对一切都已丧失兴趣。频繁受挫之后，解决问题的思路急速地转向了另一端。他曾经大脑一片空白地走到工位旁的落地窗前，想要从26层的高空一跃而下，但窗户是密封的，他失败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尝试过自杀，因为这次未遂唤起了他强烈的羞耻感。但他仍然渴望以终结生命的方式彻底解脱，于是将希望寄托于意外死亡，这样便不需要为自己的离去承担任何责任。每天早上站在地铁轨道前，他都希望在列车正要抵达时，有人能将他一把推下去。
此时的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直至第二年春天，他将自己的症状输入百度搜索框，大部分网页都指向同一个名词：抑郁症。将它们一一仔细读后，他相信这正是折磨自己的元凶。
和那些为“抑郁症”这三个字感到恐惧的患者们不同，这反而使他感到了几分释然：至少，我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了。
在父亲的鼓励和陪伴下，他带着与大多数初次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同样的抗拒心理，走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他还是不太情愿相信，作为一个校园年代的高才生，职场上的外企精英，怎么就跟关疯子的地方扯上了关系？
但当医生在处方上写下抑郁症三个字时，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至少，尝试一下医生开的药，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这种名叫百忧解的药片带来的初始感受并不如它的名字那样愉悦。副作用接踵而至：口干、嗜睡、排尿困难……这些反应与原有的感觉混杂在一起，他已经无从区分哪些是固有的症状，哪些是用药后的不适。唯一支撑他继续用药的原因是，大脑像灌铅般难以运转，肢体也总是感到麻木。这让他觉得自己似乎被麻醉了，不再那么痛苦。
他的世界原本像一个密闭的房间，被厚厚的窗帘遮挡，不见一丝光亮。坚持服药一个多月后，他觉得这扇窗帘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缓缓拉开了一道缝隙——思维逐渐活跃起来，对种种事物的兴趣也开始复苏。他觉得自己不再只是一具麻木的躯壳，重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药瓶丢在角落，尽管医生告诉他需要服药至少三个月。他相信自己在这场搏斗中已经笑到最后。他发现自己面对每一个人都能够滔滔不绝地聊天、工作中的新鲜创意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为此他常常毫无征兆地高声大笑。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一个短暂梦魇的结束，只是更加漫长的噩梦的开始。
此时寒冬已去，原本阴冷的上海渐渐回暖，他觉得自我否定的阴郁情绪也随着冷空气一起烟消云散。在家人和同事的眼中，他彻底变了一个人，起初觉得他终于振作了起来，渐渐却发现有些不对头：他不知疲倦为何物，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歇地与人讲话。各种念头层出不穷，尽管语速已经很快，却总也赶不上思维的速度。
他觉得自己精力无比旺盛，无所不能。同事发现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路，他可以顺着别人的逻辑找出无数漏洞，也可以从对立面将对方的想法彻底摧毁。并且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将所有想法不加节制地一吐而尽，即使要因此与人发生剧烈的冲突。
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伙伴。很快，他被告知需要离开。
父亲再一次陪着他坐在另一位精神科医生的面前。这一次，处方上写下的判断是“双相障碍”，也称为躁郁症，所开的药物也与上一次完全不同。
这是一种比单相抑郁症更为复杂的精神疾病，需要经历躁狂和抑郁的双重折磨。躁狂时精力充沛、热情高涨，为自己的想法亢奋不已，言谈和思考的速度异常地快，总是冒出狂妄自大的甚至谵妄的计划。但躁狂结束后，又会急速陷入抑郁状态，就像从峰顶坠入深渊。
陈巍这样形容那种急速坠落的感觉：走在路上突然被绊倒了，整个身体重重地砸在地面上，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不是几秒钟，而是几个月。
这意味着，第一次就医他被误诊了。长期服用治疗单相抑郁的药物反而会使躁狂频繁发作。从此他丧失了对药物的信任，乃至心生恐惧。状态糟糕时，他会逼迫自己服药换取暂时的解脱，一旦有所好转，便拒绝让药物作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躁狂和抑郁伴随季节的交替轮流掌管着他的生活。躁狂控制春夏，抑郁主宰秋冬。放弃了对药物的信赖，他尝试用心理疗法拯救自己，为此甚至专门考取了心理分析师证书。
但这是徒劳的。在遭遇了第十次解雇后，他终于告别职场。他发疯一般购买与抑郁症相关的书，寄望从中找到对自己有效的办法，哪怕是只言片语。在一本美国著作中，他第一次了解到患者互助小组这个概念。仔细阅读之后，他像被电流击中一般，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迷宫的出口。
但他想尽办法，也找不到类似的组织。于是他想，不如自己做一个吧。
三
2014年12月15日下午两点，我第98次推开了“益友汇”的大门。
找到这个会场的过程并不顺利，我一度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陈巍事先发来的地址像是写字楼里的一间办公室，但当我按照地址从电梯走出时，却以为自己来到了某家酒店。一位服务员正推着车打开一间客房门，准备入内打扫。
我轻轻转动把手，门是开着的。听到里面此起彼伏的交谈声，我才确信自己找对了地方。
参加讨论的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上一个场地因故突然不能继续使用，陈巍四处询问，才敲定了这个地方。每周一次的“益友汇”只得被迫中断了一次，我也因此推迟了采访时间。
过去三年间，寻找合适的活动场地一直最令陈巍感到困扰，很少有人愿意将场地借给一群来路不明的精神疾病患者。在与某个场地的主人发生严重的误会后，对方威胁要向警方举报他们非法集会，“益友汇”因此被迫中断了将近半年。
陈巍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益友汇”。今年1月，“郁今香”在闵行区吴泾镇正式注册为 NGO 组织，这让他不必再为“你们是干什么的，合不合法”这样的问题而感到焦虑。作为这个公益机构目前唯一的全职人员，还有许多更需要他投入精力的事。
或许是因为暂停了一周的缘故，参加这次“益友汇”的人数比惯常的10个人多出了四五个。引导大家落座后，“带领者”给每人发了一张“讨论守则”，并邀请坐在她左手边的益友开始宣读。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有意伤害自己，也不会让自己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值得拥有一个完整、丰富、健康的生活，我也希望别人和我一样。我同意彼此坦诚相待，我同意每次只有一位发言。我同意给每位表达感受的机会，我同意只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对自己的说法负责。我同意尊重大家的发言，并对此保密。”
守则的内容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在过去一年间经历了多次修改。其中强调不会伤害别人的部分，是发生韩烨那次冲突后特意加上去的。
在座的人有大学生、外企白领、家庭主妇，有刚生产完不久的妈妈，也有实现财务自由提前退休的中年男人。他们来到这里的心态也参差不齐。有人是为了多交几个朋友，有人是想寻求关于治疗方法的建议，有人从外地赶来学习小组讨论的流程，回去和当地的益友分享，也有人说自己暂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听说有这样一个组织，觉得有意思，就过来看看。
但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心态：我内心积压了许多痛苦，周围的人无法理解我。这里都是同类，心里想的都可以讲出来。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在中国现实语境中，抑郁症是一个负面意味极强的词，向别人袒露病况常会被视为“疯子”。很少有人愿意承受这种低人一等的病耻感，多数人宁可熬着甚至自杀，都不愿意公开病情。
在参与这个小组讨论前，我想象它是一个温情脉脉的疗伤之地，充满彼此间的抚慰和鼓励。但情况并非这样简单。
我能感觉到黑狗隐伏在那些平静压抑的陈述里，并且随时会突然跃起。
“益友汇”的诞生本身就是不愉快的产物。它脱胎于“郁今香”组织创立时举办的另外一个活动“大声说”。
那是一个隔周进行的小组讨论，既有抑郁症患者、心理分析师，也有觉得自己状态不佳、担心有抑郁倾向的人。陈巍希望它能普及知识，帮助全社会了解抑郁症。活动组织了两年多以后，一位期期不落的患者 H 告诉陈巍：活动很好，但没得过病的人没法真正理解她，很多话也不愿意在这个场合讲。她认为应该搞一个只有病友参加的小组。
陈巍马上接纳了她的建议。多年的挫伤让他完全明白被人误解是种怎样的体验。抑郁症最可怕的一点是，它的出现似乎与意志力无关，尤其是焦虑与恐慌，这些感觉涌上来时没有任何理由。但大多数人却难以辨别这一点，总把患者的低迷状态归结为意志薄弱、多愁善感、过于懒惰。
一位刚刚生完孩子不久的年轻妈妈 M 做完自我介绍后，带着几分哽咽说：“我最烦的就是家里人跟我说，没事，你想开点儿就好了，坚强一点儿，不要那么脆弱。我认为这么说简直不负责任，对我是一种伤害。他们不理解，我不只是心情不好，我已经是一个病人了。如果说想开就能想开的话，这还是病吗？”
起初，现场的气氛因为彼此陌生而多少有些冰冷。M 说完这句话后，在一片赞同声中，热烈的讨论开始了，人们发出惺惺相惜的笑声。
但这样的场景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一阵抽泣声打断了。穿着蓝色羽绒服的L从手包里一张接一张地抽出面巾纸，擦拭不停涌出的眼泪。刚才大家纷纷讲述自己的痛苦体验，并没有让她因为遇到同类而心生温暖，反倒使她当场情绪崩溃。
这样的情景在“益友汇”并不鲜见。曾有一位中年女性难以自控地讲述自己和儿子的抑郁症经历，其他小组成员难以承受如此剧烈的痛苦情绪，纷纷提前离场。活动结束时，仍然留在现场的人还不到一半。
从大学毕业那一天起，L 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班。在强势的丈夫面前，她像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奴仆。生性内向的她本就缺少朋友，长年不与外界接触的生活使她更加阴郁自闭，这又招致了丈夫愈发密集的羞辱和打骂。
每天凌晨她会早早醒来，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几个小时都难以起床。那是一种旁人无法体会的苦恼，丈夫只会将之归结为懒惰。她心里反复默念着起床洗漱的每一个步骤，一次次鼓起勇气想要挺起腰来，却发现身体毫无反应。于是她又一次次地在被窝里流泪，她觉得自己愚蠢无比，难以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每一个人都能起床开始新的一天，为什么我就不行？
她尝试过半年左右的心理治疗，感觉毫无效果。她也不愿意服用药物，因为同样患抑郁症的姐姐在服药后迅速发胖，她不愿这样，这会使她丧失在这个家中立足的唯一资本。
这一天，讨论现场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她身上。几番安慰后，讨论的主题迅速变成了她究竟应该继续心理治疗，还是开始服药。
这也是“郁今香”成立以来从未停歇的争论焦点。为了确定抑郁症的根源，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争吵了几个世纪。一方认为是童年创伤或是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另一方则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罪魁祸首。
现场渐渐分成了两个阵营，双方都不乏质疑对方的理由。气氛渐渐有了一些火药味，已经很难分辨，每一个人的激情演说，究竟是为了帮助L，还是为了捍卫自己。
众声喧哗中，此前几乎没有发言的中年男性J以低沉的嗓音平静地说道：请大家静一静，让我说几句吧。
参加这次“益友汇”的三天前，我在一个咖啡馆见到了 J。听说我来到上海做关于抑郁症的选题，他特意从浦东赶来，讲述最近的转变。
J 将过去的自己定义为一个“坚定的服药派”，这缘于他持续十几年的服药经历。他的职业履历令大部分人艳羡——在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大学先后学习数学和工商管理后，他成了全国最早的一批基金经理，随后一路顺风顺水，四十岁时就已实现财务自由，提前退休。
但除了家人和两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同事，直至退休也无人知道，他的人生始终被抑郁症的乌云笼罩。从小的优等生经历使他产生了严重的完美主义倾向，即使业绩总是遥遥领先，他也没有一天对自己感到满意。
他无法向别人倾诉。在竞争残酷的金融业，公开自己是抑郁症不啻于为职业生涯宣判死刑。他也不愿求助于心理咨询，长年的理科学习经历使他对一切看似“玄虚”的学说持有本能的警惕。
他选择让药物主宰自己的命运。尽管和陈巍一样，他也有过一次躁郁症被误诊为单相抑郁的经历，但他始终坚持服药，在他眼中，没有比现代医学更值得信赖的手段。
在上海的十天里，我接触了十几位曾经服药的抑郁症患者。他们大多有过更换主治医生和药品的经历——和生理性疾病能借助一大堆量化指标进行精确诊断不同，对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医生主要靠病人的诉说作出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试错法，一种药不行，再换下一种，直到见效为止，在此之前，无人能够保证某种药是否有效。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移动的飞镖盘，只有一支飞镖能够击中我的靶心。但在它真正击中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对面抛来的哪一支是真正属于我的。”一位患者这样向我形容不断尝试各种药物的感受。
与那些屡试屡败甚至不堪忍受副作用而放弃服药的患者相比，J 是相对幸运的，他从未经受过副作用的困扰。过去的十几年里，每日服药成为了像吃饭喝水一样的日常习惯，他从不觉得这有何不妥。
本就超出常人的工作能力再加以药物的控制，没有人能够感觉到他有什么异样。他在不惑之年便早早地实现财务自由，也因此主动与让他始终感到挫败的职场说再见。
提前退休的他从此告别了紧张焦虑，却又因无所事事而感受不到个人价值。就在此时，他听说了“郁今香”。
一股责任感突然升腾而起：我成功地战胜了抑郁症，我应该去跟他们分享我的经验，解救他们。于是，他一次次出现在“益友汇”上，讲述自己的服药经历，竭尽所能地劝说别人服药。
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参加了几次“益友汇”后，妻子突然生病使他再次陷入抑郁。在强烈的外部情绪刺激下，连续服用十几年的三种药物失去了魔力。他的身影在“益友汇”上暂时消失了，在自我恐慌的笼罩下，他已没有底气再去引导别人。
他不愿相信，这么多年深信不疑的治疗手法竟然会失灵。几番挣扎之后，他在精神卫生中心拿到了新的处方。还是三种药，却与以前完全不同。他心情复杂地将它们一一服下，在那一瞬间，过去十几年对抑郁症的胜利者心态完全崩塌了。
迎接他的又是一个意外。短短三天，新药物就将他从深渊中解救了出来，一切让他感觉不适的症状都消失了。
他又回到了“益友汇”，却再也不向别人鼓吹药物治疗的好处。当别人主动问起他是否应该服药时，他只是说，我觉得对我是有效果的，但这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他不再将自己在这个会场里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拯救者，而是一个分享者，努力带给别人一点儿可供参考的信息，也从别人那里获取启发。
语气尽可能平静地讲完这些经历后，J 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经历了这些，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其实很多痛苦不是抑郁症本身带给我们的，而是我们总想和它对抗，想战胜它，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很失望。其实如果换一个思路，很坦然地接受它，它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或许反而会好过一些。”
几秒钟短暂的安静后，有人拍手表示赞同，也有人保持沉默，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就在这时，带领者宣布，时间到了，今天的讨论告一段落。简单的小结后，益友们纷纷起身离去，消失在了上海的各个角落里，继续各自的被野兽般的疾病纠缠的生活。
四
在朋友引见下，我与陈巍的初次联系是在2014年11月初。真正与他坐在一起面对面交谈，则是大约40天之后。对于我的采访意图，他起初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一段时间发给他的微信却总是得不到回复。就在我略感无望地再一次将采访需求发给他，并把这当作最后一次尝试的时候，他却在半天之内帮我约好了所有的采访对象。
直到见面后我才明白，此前长久的失联是因为什么。
不止是我，那段时间没有几个人可以找到他。这位中国第一家抑郁症患者互助组织的创始人，寄望于通过自己一手搭建的平台帮助全上海的病友摆脱抑郁症的纠缠，自己却仍然深陷其中。
那段日子，他陷入抑郁而停下了手头正在做的所有事情。我来到上海的一个星期前，他本已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邀约，要飞往北京录制一档有关抑郁症的访谈节目。但就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他在脑海中无数次演练走出家门的步骤，却依然无法行动。他只得满含歉意地告诉节目组自己无法赴约，尽管对方已经帮他买好了机票。
他递给我的名片上有两个身份，“上海郁今香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总干事”和“抑郁症患者”。作为这个组织唯一的全职参与者，如今他已经毫不避讳向任何人公开自己的病情。
抑郁症不仅摧毁了他曾经的事业，也扼杀了他的婚姻。就在他与最后一家雇主彻底决裂的同年，维持三年的夫妻关系也因对方不堪忍受而走上了法庭。两场耗时许久的官司过后，他本可以以一种相对和缓的方式开始新的生活。但他不愿在这只黑狗面前继续躲闪，而希望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成为它的主人。
为此，他将“郁今香”视为此后人生中唯一的赌注。为保证它的运转，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了房子，搬进父母家中。他甚至喊出口号，在寻找到接班人之前，自己要为“郁今香”至少服务十年。
最初的体验充满新鲜和愉悦。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神使他获得了过去三十多年从未体验过的成就感，他沉浸在众人对他的信任中。这种美妙的感受一度让他觉得自己已然康复，这样的自我认知投射在了他对“郁今香”的命名中：曾经抑郁，而今芳香——他觉得自己不再是病人了。
然而没过多久，抑郁再度侵入他的生活。他也渐渐发现，“郁今香”带给自己的并不只是愉悦。当越来越多的病友对它抱以各自不同的期待，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并因此陷入焦虑中。那种令他窒息的压迫感又回来了，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一些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也让和他并肩努力的一些志愿者伙伴感到不适。在一次“益友汇”上，一个年轻的女生当场情绪崩溃并试图自杀。在经过紧急的现场干预后，当天晚上，他邀请和他一起长期主持“益友汇”的心理咨询师 A 去这个女生家里跟她聊天，以防她再寻短见。
A 拒绝了他的请求。她觉得这样的行为已经越过了一个公益性组织应有的边界，一旦发生意外，陈巍本人或“郁今香”根本无力承担后果。她也拒绝像陈巍那样向病友们公布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她觉得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只会是，任由所谓崇高理想摆布自己的生活。
慢慢地，A 与陈巍渐行渐远，依旧保持联系，却不再参与“郁今香”的核心事务。在浦东的家中，A 向我回忆起过去与陈巍一起担任小组带领者的往事。三个小时的交谈里，她一次次向我表达她的态度：我佩服陈巍，他做的事让我心生敬意，但我不认可他的具体做法。
在她眼中，陈巍曾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暂时挣脱了魔鬼的怀抱，却又在不知不觉间再次被它控制。“公益不是这样做的。你的出发点很高尚，但你先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真正帮助到别人。很简单的道理，一个说要帮助别人走出抑郁的组织，做了三年，创始人自己仍然很抑郁。你让人家怎么想？”
在与陈巍的第二次交谈中，我问他：“你曾经告诉我，你建立‘郁今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你认为这有可能治好自己。三年过去了，‘郁今香’对你自己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缓缓说道：“怎么说呢……一把双刃剑吧。”
过去三年间，这把双刃剑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过于复杂，他很难说清究竟哪一面留下的印痕更深。而我接触过的一些“郁今香”成员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忧虑。他们觉得总有一天，陈巍会被越来越重的压力彻底压垮。在很多人眼中，这并不是一个架构完善的组织，更多的时候，它是靠陈巍一个人的勉力支撑在维持运转。
和我交谈的十几名患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主动谈起，自2009年起，陈巍便不再服药。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陈巍表达过担忧，但他只是听听而已，并不回应。
一位几乎没有缺席过“益友汇”的患者说：三年多了，陈巍在这个组织里从来没有真正打开过自己。我们都是抱着要解决自己问题的心态来到这里的，但他的注意力却总是只在别人身上，碰到自己的问题，就总是在躲。
当我将“为什么停止服药”的问题抛给陈巍本人时，他的回答是，最初停药，是因为当时想要孩子，担心会将副作用遗传给下一代。至于后来，则是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榜样。“我要向大家证明抑郁症是可以康复的，不吃药也可以过得很好。如果吃药，即便会很舒服，但我始终还是一个病人。”
在一部分人眼中，停药的后果既让他本人深受痛苦，也在阻碍“郁今香”的前行——在躁狂期，他会激情澎湃地开启很多宏大计划，而到了真正需要落实的阶段，计划却会因为他进入抑郁期而陷于停滞。
在我即将离开上海时，陈巍告诉我，这个冬天对他而言格外漫长，是过去几年里最难熬的一次，他对药物的抗拒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坚定。过去几年里，他看到身边有越来越多人承认自己会与抑郁症终生相伴，并因此获得平静和解脱。或许未来某一天，他也会重新开始服药，走向和他们相同的道路。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件事。他仍旧渴望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彻底制伏黑狗，让它从自己的生活中完全消失。
本文选自《智族GQ》2015年3月刊「时代病」专题，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地平线非虚构写作俱乐部成员
何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人物》，现为《智族GQ》资深报道编辑。有作品《裸奔者范美忠》、《抑郁病人》、《赴美产子：没有乡愁的新移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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