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昭瀚
[编者按]数据表明，无论在重大工程建设总数，还是单体工程规模方面我国都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与此同时，重大工程建设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学者以“工程是身躯，系统是灵魂”为原则，开展重大工程决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下的重大工程组织模式、互联网+重大工程、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工程红利及“一带一路”与重大工程等研究，构建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论话语体系。
马克思在谈到理论研究时提出，重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也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原动力”。重大工程管理研究创新源于重大工程建设与管理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实践自身就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伟大的思想者。实践中的一个个管理现象与问题自然演绎成一个个生动活泼的管理故事。研究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在“讲故事”。
第一，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工程管理学者主要以国外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为核心，开展引进、介绍、传播、发展与实际应用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对提高我国工程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我国工程管理所谓“照着讲”阶段。但是，系统开展重大工程管理学术研究是一次深刻的理论创新和知识变革，因此，这一变革不能仍然沿袭传统的项目管理体系路线，也不能仅仅讲一些重大工程管理新的现象和零散的经验，而必须在揭示重大工程管理本质内涵的思维原则指导下，提出系统性鲜明和条理性清晰的理论体系的“自我学术主张”，这一阶段就是所谓中国学者关于重大工程管理理论研究的“接着讲”阶段。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当今中国既然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重大工程管理实践，就自然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管理故事。仅以我国公路桥梁工程为例，到2013年底，我国公路桥梁总数就达到73.53万座，总长度为3978延米。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我国长大桥梁建设完成了从学习、追赶国外先进水平到领跑世界的华丽转身。我国长大桥梁跨河、跨江、跨荒漠深谷到跨近海大洋；在世界前10位跨海大桥、前10位跨径斜拉桥和前10位大跨径悬索桥中，我国分别以5座、5座和6座的数量占据半壁江山。在长大桥梁建设管理实践中，除要战胜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技术难关外，还有港珠澳大桥工程面临着的“一国两制”这样复杂社会环境的情况，这其中有着多少生动深刻的故事啊! 我国重大工程管理的故事情景如此复杂、内涵如此丰富，自然极具包容性和代表性，是能够培育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长青之树的一片沃土。
这意味着，中国学者要开展好重大工程管理学术研究，首要的是要讲好中国重大工程管理的故事，要充满自信地认识到在重大工程管理研究领域，中国故事的具体性中蕴含着普适性、特殊性中蕴含着规律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重大工程管理故事就是在讲世界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就能讲好世界故事。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新的国际化内涵，亚投行成立构建了重大工程投融资制度体系，讲好这些源于中国的重大工程管理故事，就能够催化出诸如工程红利、重大工程国际化以及重大工程金融等重大工程管理理论思考与学术创新。
第三，努力说“中国话”。中国学者通过“讲中国故事”，实现重大工程管理理论变革，这在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上，必然需要有恰当、有效的语境、范式、载体和符号，即要有自主性的学术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十分重视，他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够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理论是弓，话语是箭。理论要如弓，有深厚的功力，而话语要似箭，能够把理论的功力转化为精准的表达力、锐利的穿透力、强大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开展源于中国实践的重大工程管理创新研究，自然应该有与之匹配的话语体系，这就是所谓学术创新努力讲“中国话”的内涵。
这里主要是因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创新研究不是用中国的实践和数据来验证国外的理论，而是在中国重大工程管理实践基础上提炼理论再到实践中去，这一过程要能够保证对中国实践的尊重、对中国经验的深度解读、对理论抽象的精准提炼，这样，从最初的问题设定、问题情景与价值观表述、中国人对问题的哲学思辨和文化逻辑以及对重大工程管理经验的中国式思维与总结方式等等，这自然应该突破在国外学术话语框架支配下讲中国故事的困惑与扭曲，而运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进行解析、表述，形成中国标识性概念体系和研究路线，这决不是学术研究中封闭式的“自说自话”与“自言自语”，而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以富有感染力、说服力的中国式话语来表达好我们的自主性学术主张，有利于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重大工程管理理论、方法、应用创新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