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受伤了需要医疗，就像身体生病了需要看病一样。但医疗心灵的医生，与治疗身体疾病的医生又有很大不同。
我国的职业分类中其实是没有心理医生这个称号，普通大众喜欢把针对心理工作的具有医师资格的医生称为心理医生，其实是精神科医生。而心理治疗师往往不具备行医资格，是不能被称为心理医生的。
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可以根据病情、喜好来选择为患者用哪些药物；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训练背景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
这些很重要，但对于每个寻求帮助的不同的个体来说，又不那么重要。
仁萱发给我一张孕味十足的照片，她说下个月就是预产期了，目前一切顺利，谢谢我在她困难的时候曾经帮助过她。
我记得她，一个曾经遭受过情绪困扰，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女孩。最后一次就诊时她带来一副画，结束时对我说：“我把这幅画寄存在你这里吧，我想让那些美好和不美好的回忆停留在此刻。”
我说可以，你想取回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吧。我知道她应该不会再来，此刻的停留是另一段美好的开始。
一位学员和我聊起她最近接受心理督导的感受。这是一次公开的案例教学督导，她很紧张，也很忐忑，但是又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专业提升机会。
但是，心理督导过程却让她很是失望，督导师当着上百人的面说“你的咨询只会让来访者变的更糟，她很不幸遇见了你这样一个心理咨询师。”整个督导过程充满了批评、指责和否定，督导结束后，她唯一的收获就是：我真没用！
我推荐一位朋友去精神卫生中心评估，前台的护士问她：谁是病人？朋友说，是自己。护士接着问：监护人来了吗?
朋友很无奈，我已经是成年人，不需要监护人。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身份证拿出来登记吧！尚未就诊和评估，她就已经被贴上了需要监护的精神病人的标签。
上周一位患者辗转来到我的门诊，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服用了6种药物，包括2种抗精神病药，1种抗抑郁药，1种对抗不良反应的药物，1种帮助睡眠的药物，还有一个中成药。
她的幻觉和妄想的确没有了，但是整个人显得木讷、呆板、没有精神，整天在家里要么吃，要么睡，体重增加了30斤。她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问她，病人和废人之间你更愿意做哪一个呢？她说，我宁愿生病。
我曾经分享过一系列在德国精神卫生机构参观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有同行说，我一天看病人几百个，你一天才看几个？这种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不适合中国。
看病人多似乎成了我们无法开展高质量工作的重要因素，但这不是我们不思进取的理由，更不是伤害患者的借口。
上课的时候，我喜欢给学生说，你面前的患者将来恢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和TA对待疾病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取决于你和TA 对待疾病背后那个人的态度。
今天我值夜班，接到病区值班护士的电话，有个病人病情反复需要处理。我打开封闭病房的铁门，匆忙地走向病房。狭窄地走道里坐满了正在用晚餐的患者，当我处理完病人返回时，过道里的病人大都已经吃完。
只有一个桌子上的病人还在吃饭，我走近时发现是一位看起来20多岁模样的男病人，正在给一位年龄稍长的病友喂饭。
我停下脚步问他：“为什么你给他喂饭呢？”他腼腆地笑了一下；“我看他吃的很慢，很费力，我就帮帮他。”我注意到，年长病人的双手会不自主的抖动，行动也较为迟缓。我说：“谢谢你！”
我们每天遇见形形色色的求助者，识别各种各样的症状，精确的诊断、开药，试图消灭这些疾病。
我们满眼都是病，都是缺陷，想尽一切办法来驱走病魔，结果疾病往往就这样赖着不走了，永远和TA待在一起，TA成了一个永久的病人。“病”成了一个舒适带，我们舍不得也不敢走出来。
做医生的初期，我非常想把一个病人治好，却越来越发现在疾病面前我们是渺小且无助的。我有时候比病人还渴望改变，恐惧不变。
一位从高中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男孩，服用抗精神病药物长达6年，期间停过几次药，结果症状都反复。他学的是轮船驾驶，大学毕业后不得已要远航，医院配的药远不够一次航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航行回来后，他的病好了，并且工作出色，职位快速晋升，奇妙的是他的妈妈病了，被诊断为抑郁症。这是我大约7年前看的一个病人，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思索，这个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对他和家人有什么意义吗？病竟然会转移？
当我换一种态度对待疾病和病人时，TA（病人）和TA（症状）竟然也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
著名的策略派心理学家海利认为“症状是一种适应于当前社会情境的策略，当所有的其他策略失败时就采取这种策略以控制关系。”
如果症状是一种策略，可不可以和TA一起深入探讨，采用不生病的方式来解决困境？如果身上的资源乏善可陈，那就把疾病当做一种解决问题的资源吧。
美丽心灵中的纳什，最终与症状达成了和解，疾病永远都没有消失，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幻觉和妄想不再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再是他需要来解决的问题。
仁萱逐渐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抑郁有时候还在，曾经的苦难和不幸偶尔还会跑出来，但是当她送走那幅画时，和过去的纠缠说了再见，她看见的是可以肆意创造的未来。
我对那个在督导中倍感挫败的学员说，我相信你在以后的咨询中对批评、指责和否定的敏锐度会提高，这就避免了你无意中对来访者采取类似的方式，这是你此次督导最大的收获。
我不知道那位帮助病友吃饭的病人的病情和诊断，但是在那个时刻，我没有发现他的病，却看见了身上的光辉。
我国的精神科医生只有27733人，而精神障碍患者有1亿多人，平均每人要应对几千人，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达到临床诊断也需要心理帮助的人。
普通的精神科门诊中，一天看上百个病人是常态，如何在这种繁重的工作中融入一点点的改变，来更好的理解患者与TA合作呢？
不批评、不指责、不强求
中立的对待患者和症状，没有一个人是主观上想生病的，哪怕这个病是有意义的，也是TA的无奈之举。
最容易让医生感到挫败和愤怒的是，我们反复叮嘱TA不要停药，TA还是把药停了，结果复发了。
此时我们要看到停药背后的力量：TA想尝试通过自己控制病情，或者TA病情恢复的不错……起码，TA获得了一个经验-我还是要服药的！
如果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强制治疗的程度，我一般不会强求患者服药，肯定TA不想服药背后的动机，告诉TA药物的获益和副反应，或者试验性的治疗和不治疗。
充分讨论症状背后的心理冲突
虽然精神疾病有很确切的生物学因素，但是几乎每个患者症状背后都有自己的辛酸史。或许那才是TA真的病，症状只是一个标签化的征象而已。
建构症状的功能和意义
很少有病人24小时都处在症状之中，对例外保持充分的敏锐度，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一定不在疾病里，在TA的健康资源里。
每次花一点时间听听TA谈论症状以外的东西，当你与TA无病的生命旅程建立深度联结时，症状会奇妙的减弱或消失。
症状很痛苦，但也是有功能的，看见功能才会放弃抵抗，同时减弱症状对自己的控制。精神病人的标签才会被慢慢撕下。
关注病人的系统
每个人都处在系统之中，尤其是家庭系统。患者在医院病情稳定，家属探视或出院后不久，病情往往会反复。与家属和身边重要的人合作，探索家庭系统的影响和资源，是患者恢复的重要因素。
尊重患者的不变
这点比较难，尊重不变不等于不干预，不等于不给建议，是一种理解和共情的较高境界。TA不变，一定有TA的原因和道理！
传统精神病学的诊断、评估和治疗一定是需要的，在传统流程中加入这些对待疾病和病人的态度，可以让双方的合作关系变的更立体和丰满。
重要的是，加入这些元素进去，花不了我们多长时间！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心理科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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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发展
（小崔不抑郁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