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忙碌的律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压力、焦虑和咖啡因是我的家常便饭。虽然我的生活在这之前一段时间陷入悲伤思绪中，但我并没有准备好去面对生命中降临的这次黑暗风暴。
我之前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伤心，我一次又一次痛哭，但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哭过。我的睡眠变得碎片化，不连贯，我不能集中精力或在办公室完成任务。考虑到我所有的最后期限，我陷入深度的悲伤和空虚。我告诉我的治疗师，我觉得生命不值得生活。他说这是抑郁症在作祟，并把我介绍给一个精神科医生。医生诊断出我有严重抑郁症，建议我休息三个月，接受药物治疗。我很高兴，医生终于诊断出我的疾病，当他告诉我这不是我的错，我需要治疗时，我感到有些释怀，但同时我也感到烦恼。
我是律师事务所的四个合伙人之一，所以我可以委派工作给更多的初级会员，但作为公司的管理合伙人，我被期望成为领导者，并负责公司最大的案件，这些不能被交给别人。我的三个合作伙伴注意到，我在事业上不像过去那样了，他们对我长时间休假会如何反应？在律师事务所一个星期会发生很多事情，更不用说三个月。看完医生后的第二天，我跟合伙人见了面，在我说话的时候，好像有东西把空气从我的喉咙里推回我的肺里。我告诉他们，我最近生病了，我看了精神科医生，他让我吃了一些药，治疗抑郁症，我需要从工作中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康复。
“多长时间？”一个合作伙伴说，这句话让我感到被指责而不是关心。他说的那一刻，我准备着如何回答，“三个月”。“你的生活中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去度个假？”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我不沮丧，更加感恩，我就不会那么抑郁，但他不知道即使我在度假时也很抑郁。“你比我知道的大多数律师都要好，”另一个合伙人自信地说。我说：“我不是那大多数，我是那剩下的少数。”他的表情变得更加担心了，也许是因为我没有适当地回答他的赞美，我也认为他的话是为了让我宽心，怎么会是真的？我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但我确实有抑郁症的表现。
最终我还是开始了三个月的休假，这是 一段困难的时间，我感到我不再受现实的束缚。我不知道我是谁，我觉得被抑郁消耗了，我不是在黑暗中走，而是我成了黑暗。我感到很羞愧，我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第一轮药物减轻了抑郁症，但让我麻木了，我真的正常了吗？医生尝试了一段时间内抗抑郁药和情绪稳定剂的不同组合。在一些时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组合，我开始感觉更好，虽然我的抑郁症没有治愈，但我发现我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它。我返回了律师所继续工作，并决定写一篇关于我的经历。我和一个好朋友讨论过这个想法，他当时已经成为法官。他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有很多好人会支持你，但是，也有很多其他律师，会试图伤害你。记住，这是一个竞争行业，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为什么不写匿名文章？”“如果我患了癌症或心脏病发作，我会匿名写吗？”我问。他听了似乎很担心。没有什么人能对我做的事情，比抑郁症带给我的更糟了。
我写了文章，刊登在律师组出版的杂志上，我感到释然，我可以自由地面对我的抑郁症，不需要再隐藏了。但我的合作伙伴对文章感到不安，并感到被背叛。“现在谁还敢雇你？一个精神病的律师？”但一些好笑的想法冒出来，我对这种说法既感到伤心，也感到愤怒。我开始怀疑有多少其他患有抑郁症的律师像我之前一样保持沉默。我之前去寻找一个关于抑郁症律师的网站，想在那里发布我更多的文章，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一个。
我仍然在与抑郁症斗争，并会在我接下来的人生中持续走下去。抑郁症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庞大的野兽，它已经是可控的。与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锻炼一样重要的是我在帮助别人时所发现的人生意义和目的。我开始了一个人生导师的尝试，帮助其他挣扎的律师，我希望他们得到我之前没有得到的支持。他们要知道，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每天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战斗，他们不必听到别人说他们是虚弱的、破碎的人。
我发现，在从事律师工作的同时，帮助患抑郁症的律师使我处于最好的状态，我获得了“我们人性中的天使”。
我们生来彷徨，生来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