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3年，40岁的康熙已经诛鳌拜、平三藩、逐沙俄，迈上了帝王功业的巅峰，可谓意气风发、志得意满。然而一场疾病击倒了他—蚊子叮咬使他得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疟疾。
康熙整日满头大汗，全身发抖，帝国最高明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在试过大清国的各种方子和巫术后，康熙召来了传教士，打算尝试他们带来的金鸡纳霜。
此举遭到御医们的强烈反对，但排外的偏见最终战胜不了事实：康熙喝下金鸡纳霜后，高烧终于退了，命保住了。康熙龙颜大悦，赐给传教士一套房子，名为“救世堂”，并允许他们在京城传教。
事实上，康熙比许多人都幸运—不可战胜的亚历山大大帝、横扫匈奴的霍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英国革命的核心人物克伦威尔都在疟疾面前倒下了。
疟疾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超过一切恐怖电影。公元5世纪，疟疾来到古罗马帝国，人口因此锐减三分之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就死了一半以上，那里遍地都是“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悲剧中也有喜剧，趁机跑来攻占罗马城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也得疟疾死了。
古人不懂疟疾的病因，将其称为“瘴气”，岭南西南常被称为“瘴疠之地”，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往往有着“士卒多疫死”“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的记载，地方官听说去那里任职都要先写好遗书。
疟疾带来的梦魇如此恐怖，研究和对抗疟疾成为拯救人类的超级工程。在这场对抗疟疾的东西方竞赛中，西方起点很晚，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弯道超车。
1638年，西班牙传教士来到印第安人部落，发现当地土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疟疾，秘鲁总督的夫人成为第一个被治疗成功的名人。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霜中提取出有效抗疟成分，命名为奎宁。随后一百多年，西方有四位科学家因为疟疾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虽然早在一千年前，东晋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绞取青蒿汁以治疗疟疾的药方，但这个药方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和古代的众多科学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
直到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因此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为什么中国在这场竞赛中曾长期落后于西方？
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由于自由、独立的思想得到尊重，异见者可以容身，学者们可自由地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奎宁才得以早早诞生。而乾隆年间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却说：欧洲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但是，“其议论夸诈迂怪，也为异端之尤”，所以大清帝国应当“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
中国古代统治者压制自由、独立的思想，将科学和技艺视为奇技淫巧和末流，无怪乎葛洪的方子被埋没在浩如烟海的药方中。可见，伟大的发现与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社会制度，在东西方的疟疾的战争中，伟大的制度才是获胜的真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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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沥泉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