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中医学家。70多年来，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名老中医。
我国医学特点是中西医并存，若论特色，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中医。所以我国的卫生政策是——中西医并举。然而历史遗留现状是西重中轻，恐非一朝一夕中西医能并举。真正做到并举，重点应大力向中医方面倾斜。
我国属于第三世界，经济还比较落后，目前全国人民还未完全达到温饱水平。世界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支出是惊人的，近年我国大城市医院住院费用也很昂贵。有些进口抗生素每天的用量需费千余元!医疗改革，正是要解决承受不了的经济负担。
我认为补救之法，应大力培养各级合格的中医人才，发扬中药简、验、便、廉的特色。美国是医疗科技一流的国家，中医的针灸能够得到保险医疗的认可，就是因为它有效又价廉!反观现在我国农村医疗，中医已日渐式微。县一级中医院的生存日渐困难，使人忧虑。我国是人口大国，如果全靠西医药承担人民的卫生保健，12亿人口的医疗开支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过度强调接轨，片面强调“现代化”，而忽视中医中药。大量的医疗器械以及西药，将从国外涌入，使国家大量外汇流向国外。有人认为中医发展缓慢是中医药学不科学，发展中医药，必须给予改造才有出路。然而中西医药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不能认为西医是现代的，中医是古老的，科学之真理不是以时间先后为座标的。20年代西医研究人参只含糖份，五六十年代，亦只承认人参皂甙，说参芦的人参皂甙成份也不少(中医学则认为参芦与人参的作用是相反的)，最近才注意到有人参多糖，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如果相信20年代的化学分析，中医药学不就倒退了吗?对中药研究，90年代以前只承认分析研究，研究药物的单体有效成份才是方向，认为搞复方的研究是倒退。而中医几千年来的进步是从单味药发展为复方，注意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性味归经，君臣佐使，以中医的理论辨证用药。倘若都服从于找寻单体，认为药化学已经到分子学水平了，四气五味何用?药物归经有何实验根据?只承认麻黄素、青蒿素、砷注射液才是中医研究的样板。那么丰富多彩的中医药学便会走入穷巷了!我们不能抹煞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等等的研究成果，但不要忽视了，这些药并不具备原来药物的全部作用。临床不能用麻黄素放在麻黄汤中去治表证，亦不能用青蒿素放在青蒿鳖甲汤中去治阴虚潮热。《伤寒论》药物只有90多种，左搭右配，衍生成113方，千年来沿用至今，如大柴胡汤能治急性胰腺炎，疗效比手术好得多。
中医药学不单是个学术问题，也涉及到经济大问题。虽缺乏统计数字，但从中西医疗机构的建设可以看出问题的重要性。西医院不仅数量多于中医院，其建设规模也远远超过了中医院。西医院治病当然以西药为主，用中药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相反，数量不多的中医院却日趋西化，用西药远远大于中药。而进口西药的推销手段众多，动员医生用昂贵新药，已形成用进口新药为时尚，而我国西医生会用中药者却不多。反观日本的医生(西医)会用中药者(用日本药厂制的中成药)，据说占60%～70%。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以此说明西医院校的教育必须改革，应增加中医药的教学时数。原教学计划100多个课时太少，有些学校还要压缩，而学生将来如何运用中医药治病呢?西医不会用中药，中医喜用西医!如何繁荣中药，这关系到广大药农、药商、药工生产、就业、生活，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医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蕴藏着很多超前内涵，能有效的指导临床。即使面对新的疾病谱，运用中医理论，亦可以逐步掌握对该病的辨证论治，进而治愈之。例如50年代石家庄、北京、广州三地流行乙型脑炎，中医药的治愈率达到90％，西医治愈率只有70％～80％，且后遗症多。又如国家“七五”攻关项目流行性出血热之研究，南京周仲瑛课题组治疗1127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经统计学处理P＜0.01，中药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友生课题组治疗413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药对照组140例，病死率为10.7％，经统计学处理P＜0.01，中药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周、万二氏研究说明，经西医确诊为同一种病，治法相同。按中医理论，因时、地、人不同，周氏与万氏的治法截然不同。周氏治以清气凉营法，万氏则以利湿祛毒法。两者用以指导临床，靠的是中医经典《伤寒论》与温病学说。若两地易其治法，病死率或许会高于西医药组，足见中医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中医界谈改革，我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对中医失去的信心找回来。要恢复信心，首先多读中医书，特别是研读民国及其以前的名著，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其次是要多临床，多实践，运用中医理法方药、针灸、各种外治法，综合施治于急危重症，发挥中医药的优点、长处，这就是增强信心的最好方法。以现在中青年中医的文化水平、科学修养，又学了不少西医诊疗知识，只要把住方向，重点摆正，中医药学的腾飞便将出现于21世纪。
最近我读了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以下简称《变》文)。作者说：“中医学在与西方医学交流中逐步暴露出明显的劣势，很快从主导地位一变而成为从属角色，进而由从属而求生存。目前肩负我国12亿人口医疗保健的主力是西医而不是中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医学术本身的落后而不是其他。”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发展，不能离开唯物史观，但凭表面现象下结论。西医近百年来突飞猛进，有飞跃的发展，那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发展的。反观中医近百年来，先有国民党实行消灭中医之政策，解放前中医药事业已经奄奄一息。解放后王斌提出要改造中医，推行全国中医学西医，目的是把中医改造成为西医的医佐。虽为党中央察觉并加以纠正，建立中医进修学校，以提高中医理论水平。但王斌思想却很难肃清，这是中医药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
至于现在国家保健主力是西医而不是中医的问题，1984年我曾从广东省卫生厅中医处取得下面几个数字：广东省解放初期有中医3万人，1961年尚有23306人；1981年减至16900人。以上数字可见，中国人口在膨胀而中医人数在骤减!广东高等中医药院校只有一间，而西医院校有七所，任何一所的招生人数都比广州中医药大学多得多。1956年前还没有中医高等教育。1956年秋全国只成立4所中医学院，规模小，设备差。1962年广州中医学院毕业生只有104人，1963年60人。如此现状，中医怎能承担人民保健的主力呢?
教育不兴，后继乏人，中医学何以发展?!
《变》文为中医提出的出路主要的一条是“必须认真学习西医”。这与王斌思想何其相似。《变》文认定中医要发展只有从属于西医，这是在中医理论上的“自我从属”的典型，有一定的代表性!
放眼世界，中医的针灸70年代走向世界，中医药于80年代开始全面走向世界。在澳洲、加拿大，都趋向承认中医专业地位，美国许多州已把针灸治疗纳入保险医疗，香港要建立中药港，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德国办的医院，求医者众。21世纪中医将大踏步奔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