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已故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先生，毕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治疗时病经验极其丰富，强调“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古为今用，独树一帜，以擅治温热病、包括各种急性传染病著称。危急之际，每能洞察毫厘，通权达变，出奇制胜。为学习继承蒲老的宝贵经验，兹据蒲老及其弟子著作中有关时病的论述，对其治疗时病的学术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1.重视节候变化与时病发生规律的研究
蒲老指出：“时病指的是春夏秋冬一般常见的急性发热性疾病，⋯⋯古人统名之为伤寒、热病，如《内经》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切外感病，称时病，也称六气为病”。可见，时病实际上包括了现代医学中多种流行性、寻节性、感染性疾病，以及传染性疾病。
他认为，“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性，一年十二个月，有六个气候上的变化。即风、火、暑、湿、燥、寒。学习祖国医学，治疗急性病，要掌握这个规律。”也就是说，要熟悉四时五运六气的变化规律。概而言之，大寒、立春、雨水、惊蛰，这四个节气六十天，为初之气，言厥阴风木，此时的外感病，多为风温、春温，亦有气温反寒而病寒疫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为二之气，主少阴君火，其病多属温热病范围。小满、芒种、夏至、小暑，为三之气，主少阳相火，多暑病。大暑、立秋、处暑、白露，为四之气，主太阴湿土，其时多雨，外感病多属湿温。秋风、寒露、霜降、立冬，为五之气，主阳明燥金，时病秋燥。小雪、大雪、冬至、小寒，为络之气，主太阳寒水，伤寒病多，亦有气候反暖而病冬温的。强调“必先岁气”，就是讲研究四时五运六气为病的一般流行规律，为医者不可不知，只有知常才能达到变。这是与《内经》中提出的“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人与自然统一观一脉相承的。掌握这个规律，便于审证求因。对于疫疠邪气，虽吴又可有“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的认识，但这是从病原体的高度来讲的，而中医治温疫亦必辨邪之性质，求属风温、春温、暑温、湿温、伏暑、秽湿、火毒之不是，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正确治疗。六气为病在临床常常不是单一为患，更多的是相合为病，如风寒、风温、湿热等，正是病因之多样性、复杂性的实际体现，所以在掌握六气为病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临床上还必须进行细致具体的诊察和分析，才能做到辨证无误，治不违逆。
2.主张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有机统一
蒲老指出，外感热病一般主要从六经、卫气营血辨证中，了解正邪相争盛衰情况，病位的深浅，病情之寒热，以指导临床治疗。他说：“通过我数十年临床体会，急性病、外感六淫之病，重点是抓表里寒热。”这样，治疗上才能把握标本缓急，主次先后。
蒲老治疗外感热病，学术上不囿于伤寒与温病两个学派之论争，而是有机结合，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在临床实践中表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补充，并行不悖。因此，他在外感时病的临床实践中，将六经辨证与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的方法有机统一，经方时方并用，可谓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蒲老治疗外感热病，继承了《伤寒论》与温病学的经验，十分重视解表法的应用，以表与透为第一要义。因为伤寒、温病，皆属外因为病，邪自外入，自应驱之外出。他指出：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对于解表法在温热病中的应用，他还强调其为“治温热病的一大法。其大要不专在乎发汗，而在于宣通气血、开其郁闭，郁闭在表，辛凉芳淡以发之，郁闭在半表半里，苦辛和解以发之，⋯⋯必察其表无一毫阻滞，始为完善。⋯⋯温热病首贵透解其优邪，而伏邪初发，必有着落，着落在皮肉肌肤时，非发表则邪无出路。可见发表是祛除病邪从表而解，急性传染病初起必须用之。按发表法不外辛温发表和辛凉发表两端，急性传染病多属温热病之类，辛凉发表自是最为相宜的方法，但如夹有寒邪郁闭，辛温发表之法，亦不容有所偏废。”
蒲老治疗外感时病表证重表透，里证则强调疏通。他指出，温病来路有二，即呼吸与皮毛。病之去路有三，为汗、吐、利。温病最怕表气郁闭，热不得越；更怕里气郁结，秽浊阻塞；尤怕热闭小肠，水道不通，热郁胸中，大气不行，以致升降不灵，诸窍闭滞。治法总以透表宣膈，疏通里气而清小肠，不使热邪内陷或郁闭为要点。这既是丰富临床经验的结晶，亦是高度概括的理论升华。基于此，他推荐灵活运用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中以升降散为主的十五个方剂，治疗杂气为病的温疫及四时温病中兼秽浊杂感者。
3.临证从具体情况出发通达灵变
蒲老学识精湛，经验宏富，坚持临床工作七十余年。晚年在时病方面的造诸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他于1955年奉调卫生部所属中医研究院工作后，学术上步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期。
特别是在1956年防治流行性乙型脑炎，1958年防治腺病毒肺等工作中，贡献尤大，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以卓越的疗效说明了中医在治疗外感时病，包括各种急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积极作用。
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结合北京地区当年的气候特点和发病情况，区分出偏热、偏湿的不同，创造性地运用芳香化湿之法，使不少危重患者转危为安，并治愈了若干坏证。在重症腺病毒肺炎的治疗上，灵活地运用宣肺透邪、表里两解、清热救阴、生津固脱等法，成功地抢救了许多急重病例。在实践的基础上，蒲老系统总结了治疗流行性感冒、麻疹合并肺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性肝炎等急性传染病的经验，提出了若干正治、权变、救逆等疗效确实的治疗方法。
蒲老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规律，对时病、包括急性传染病的认识，也要通过运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结合三因、八纲的分析归纳，全面地观察疾病复杂变化的规律性，从而使这种规律性进一步提高为理论体系。《伤寒论》之分六经，温病学之分三焦和卫气营血，就是对热病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按疾病的始末表里浅深轻重的临床表现分成若干基本证候类型，不但反映了疾病发展的病理、生理上的共同性和必然性，并且反映了疾病发展全部过程中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中医将外感时病概括成伤寒和温病两大类。伤寒的发展规律，为由表及里，由阳到阴；新感温病的发展规律，为由上到下，由卫分到气分到营分到血分；优气温病的发展规律，为由里达表，由血分出营分达气分出卫分。对外感时病的辨证，必须分清其证候属性和发展演变的病程，从而掌握其要领，才能有正确的治疗方向。
蒲老还指出，对外感时病的辨证还不止这些，人体有强弱，年龄有大小，时令有冬夏，气候有寒温，地域有燥湿，病邪有盛衰，均须仔细体会，才能达到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为灵活应变的治疗要求。中医学把一切疾病的发病机制看作是一个正邪相搏的病理反映，一切疾病的变化规律，也就是正邪相搏的矛盾现象的反映。扶正祛邪的治则应是针对不同性质病证的合理运用，即要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扶正祛邪的方法。在祛邪方面，对不同的邪气，用不同的方法来祛除，掌握邪气的性质及发展趋向，因势而利导；在扶正方面，对于不同的体质状况，也应给予不同的辅助方法。疾病初期，祛邪即可以存正，疾病末期，扶正即所以祛邪。蒲老认为，祛邪扶正的目的，在于调整机体的矛盾统一。中医治病常常不是针对外来的病原体（对病因则极为重视），而着眼于解决病人的内在矛盾。
蒲老在临床治疗和理论研究方面之所以取得了非凡成就，决非偶然，这源于他对中医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全面继承，以及“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实践总结。但他对待前人的理论，并不是因循守旧。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经过系统地整理和深化，客观地分析和结合。所以在临床实践中，一切从具体情况出发，全面灵活地考虑问题，恪守辨证论治的原则，做到“毋犯天和”。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状况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增多，人们对急性传染性病的防治有所忽略。去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禽流感的发生，再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面对突如其来初次相遇的新病种，中医人员冲锋上阵，与西医人员密切配合，运用温病理论指导治疗，为控制非典，救治患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在回顾总结思考抗击非典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重温一代宗师，热病国手蒲辅周先生治疗时病的经验，探讨其学术思想，从中汲取营养，发展中医学术，以便更好地发挥中医在防治各种感染性疾病以及急性传染病方面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