哮喘和变异性咳嗽发病率全球性高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哮喘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大幅度增长，以美国为例，1980年至1994年的NHIS数据显示，所有年龄段的哮喘患病率均增加了75％［1］。
而儿童和年轻人（不到34岁）年龄组的增长率更快，从上图可见，0至4岁年龄组的增长率甚至高达160％。
不仅仅是在美国，哮喘的发病率在大幅度增长，在欧洲，北美，澳洲也是如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趋势是全球性的［2］，当然这种趋势有两个特点：1、发达国家国家发病率高于发展中国家（日本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发病率在14%~15%，美国是7%，而日本只有4.6%）；2、城市发病率高于农村，提示了哮喘的发病与“城市化”的进程相关。
一般认为，城市化可以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为什么反而哮喘的发病率会上升呢？对于这种情况，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假说，有环境恶化假说，装修污染假说，有抗生素使用泛滥假说［3］，也有人认为是雾化疗法的不规范使用有关，还有一些专家认为与肥胖有关系。
专家的假说法挺多，但中医疗法不背锅，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使用汉方的只有日本，而日本的哮喘发病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之一。
中国的哮喘发病率，这几年也增速明显，根据2016年 5 月 2 日，中国哮喘联盟在北京召开的“2017 世界哮喘日”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数据，中国患病率约增高了一倍。
典型的哮喘主要症状为呼吸短促、喘息和胸部紧迫胸闷，但是部分患者却以“咳嗽”为主要症状，所以我们也把这种哮喘叫“变异性咳嗽”或“咳嗽变异性哮喘”，它的主要特点为:
1、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以干咳为主的持续性咳嗽，咳嗽常在夜间、清晨、运动后加重；
2、对抗生素、止咳等对症治疗无效，对于抗过敏剂或支气管扩张剂反而有效；
3、剧烈运动、吸入冷空气，接触过敏源等均会导致咳嗽症状恶化；
4、气道反应性增高，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
5、排除肺部感染及其他慢性肺部疾患。
当然，有时诊断“变异性咳嗽”时并不完全依赖“支气管激发试验”，因为支气管激发试验有严格的禁忌症，例如对诱发剂过敏者，基础通气功能严重损害者，有心脑血管疾病者，严重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者，以及哮喘发作加重期均不建议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
所以更多时候，主要依据患者的症状和用药反馈诊断疾病。
变异性咳嗽
治疗哮喘和变异性咳嗽的主要思路
治疗哮喘和变异性咳嗽西医的方法已经比较明确了，就是急性发作时，使用短效beta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SABA)，如沙丁胺醇雾化吸入，防止支气管痉挛；茶碱类药物例如多索茶碱，静脉滴注，以舒张支气管。
稳定期则定期吸入（一般建议每天吸入一到两次）布地奈德，以抑制呼吸道炎症反应，减轻呼吸道高反应性，缓解支气管痉挛；定时服用白三烯拮抗药，例如孟鲁司特钠（一般一天一片），以特异性抑制气道中的半胱氨酰白三烯(CysLT1)受体，改善气道炎症，有效控制哮喘症状。抗过敏剂可用氯雷他定等药物。
对于中医而言，这也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疾病。
特别是“变异性咳嗽”，用传统的宣肺止咳化痰之法，止嗽散，二陈汤，三子养亲汤，桑杏汤，清金化痰汤，沙参麦冬汤等治疗咳嗽的经典剂型，几乎无效，光用苓桂剂也无效，但是用治疗哮喘的宣肺化痰定喘之法则疗效显著。
这个我个人是有经验教训的，对于这类患者，光用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枇杷叶，前胡，款冬花，紫菀，白前，百部等药物则无效，加上麻黄，射干后，则能咳嗽大好。后来我摸索出一个规律，对于变异性咳嗽，偏寒者，例如痰白而多泡沫，形寒肢冷者，用射干麻黄汤加减；对于偏热者，例如痰稠色黄，舌苔黄腻者，用定喘汤加减；舌苔寒白相兼，寒热混杂者用小青龙加石膏汤加减，则多可奏效。
这即是王烈先生所言：用治咳法无效，以哮治之则愈。
汤剂和丸剂并用：一缓一急，刚柔相济
还有一种变异性咳嗽，主要表现为喉咙瘙痒难忍，此时需重用疏风，辟秽，解毒的薄荷，润肺化痰止咳的贝母，清肺止咳的蜜枇杷叶，成药是川贝枇杷糖浆。
治疗时，还需在辩证施治的基础上，配合使用丸剂，一缓一急，刚柔相济。一般用通宣理肺丸，此丸由苏叶，前胡，桔梗，杏仁，麻黄，甘草，陈皮，半夏，茯苓，枳壳，黄芩组成，既能寒热双解，又能宣肺平喘，理气化痰。
缓解期的主要治法则是益表扶正，健脾化痰，温补肾阳，活血化瘀，可在使用苓桂剂，肾四味（枸杞，菟丝子，淫羊藿，补骨脂）健脾，补肾的同时，阳虚甚者加用附子理中丸，有瘀血者加用桂枝茯苓丸，地龙，气虚者加用六君子丸，脾虚夹湿便溏者加用参苓白术丸，以求治本。
［1］Anandan C, Nurmatov U, van Schayck OC, Sheikh A. Is the prevalence of asthma declining? Systematic review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Allergy. February 2010, 65 (2): 152–67.
［2］Pearce, N, Beasley, R, Burgess, C, and Crane, J. Measuring asthma prevalence. in: Asthma epidemiolog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8: 77–80
［3］Murk, W; Risnes, KR, Bracken, MB. Prenatal or early-life exposure to antibiotics and risk of childhood asthma:a systematic review.. Pediatrics. 2011 Jun, 127 (6): 112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