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曾在40多年前做过一项田野调查。他在英国一所城镇学校，观察12名工人子弟的表现。他发现，这些孩子不屑于融入主流文化，他们以反抗和叛逆的形象来维护自己的与众不同。毕业后，他们又跟父辈一样成为工人。近日，麦可思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同样显示，国内211院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遍好于非211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人们不禁要问，家庭背景在孩子接受教育过程中，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
图为保罗•威利斯
他是那所学校唯一考上剑桥的学生
却被导师看做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野小子
谈家庭在孩子升学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为了让话题显得不那么严肃，我先来讲一个故事。
他叫保罗•威利斯，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也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此刻，你多少能感觉到，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离大家似乎很遥远。但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以及他做的那项著名的人类学观察，或许你会发现，周边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
1977年，威利斯出版了《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以下简称《学做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主要想回答一个问题：工人的孩子长大后为什么又成了工人？
在对某个工业城镇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做的长期观察中，威利斯发现，这些孩子不屑于融入主流文化，他们以反抗和叛逆的形象来维护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他们主动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
进入80年代后，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工人阶级的家庭面临失业，这也成为进入社会的这代孩子所遭遇的危机。尤其是电子时代的到来，他们在时代面前显得更加无力。
威利斯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项研究？
这其实跟他的出身紧密相关。
威利斯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木匠，后来做了总工头，再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小房地产生意，这让他的家庭稍微带点“布尔乔亚”的色彩。他的母亲在他九岁那年就去世了。
图为布尔乔亚的餐具特点
威利斯所在的中学是一所非常普通的文法学校，他后来成为那所学校唯一一个到剑桥念书的学生。
在他看来，如果要描述自己与其他学生的不同，那大概是他有一种很特殊的上进心。
但进入剑桥的威利斯立刻意识到家庭出身带来的不同。他被导师看做是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野小子，可能是因为对失业者提供的培训项目才得以进入剑桥。甚至还有人嘲笑他的口音。
这也成为威利斯后来写《学做工》的缘由所在。
威利斯是幸运的，他凭借强劲的自我驱动力实现了阶级跨越，但他曾经的中学同学，以及他实地观察的那12位工人家庭的孩子，尽管接受了教育，但依然在父辈的圈子里，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工人生活。
威利斯在评价教育的作用时，不无犀利地说，“教育有时是个借口，它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是的，那些没有接受优秀高等教育的孩子，他们往往会觉得：我不够聪明，我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不上大学是应该的。
然而，果真如此吗？
图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通过对教育活动和家庭文化资本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复制的理论。
什么是文化复制？简单的说，假如你的家里有几柜子藏书，一家人在餐桌上谈论的都是天下大事，这样的环境就会给孩子打上类似的文化烙印。
你接触到了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但有时候，你接触的环境不由得选择。
用数据说话
211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遍好于高职高专院校
近日，麦可思研究院做了一项“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入学与就业差异分析”的研究。
研究发现：
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
“211”本科院校毕业生父母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占比近3成
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父母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占比仅1成
在研究中，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背景按其父母的最高学历划分为5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并对不同家庭教育背景的2016届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示，在2016届“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即父母的最高学历为大学和研究生两部分群体）家庭教育背景占比为29%，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16%）和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11%）。
在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即父母的最高学历为“初中”和“小学及以下”两部分群体）家庭教育背景占比为58%，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51%）和“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40%）。
“211”本科院校毕业生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近2成
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仅1成
研究中，大学生家庭所处的职业阶层被划分为5类：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管理阶层、专业人员、无业与退休，并对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2016届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示，在2016届“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为18%，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比例（14%）和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比例（10%）。
在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占比为51%，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比例（44%）和“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比例（38%）。
结合2016届各类型院校毕业生的家庭教育背景与家庭职业阶层的分布来看，如若父母在知识水平、经济能力上占据一定优势，那么对其子女在教育方法的使用、教育资金的投入方面也会更从容，使得来自这样家庭的孩子在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更具优势。
在高等教育就业结果方面，
“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本科毕业生就业“三低一高”
“管理阶层”家庭本科毕业生就业“三高一低”
从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就业结果来看，不同家庭职业阶层本科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结果“三低一高”——月收入低、满意度低、职业期待吻合度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高；“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就业结果“三高一低”——月收入高、满意度高、职业期待吻合度高，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