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不少人对“癌症自愈”都有所耳闻。
例如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已被宣告“无药可医”，却在不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奇迹康复，长命百岁。
虽然这听起来像极了都市传闻，但在医学中癌症自行治愈的奇事，并不罕见。
有医学文献记载的恶性肿瘤自愈病例，就已超过了1000起，我国也有80多例自愈的患者在录。
而这其中一位从病魔手中逃生的病人，就被一位充满探索精神的医生威廉·科利（William Coley）遇到了。
在一个世纪前，科利医生就从这位自愈的癌症病人身上找到治疗癌症的灵感。
当时他开发出了一种专治癌症的细菌疫苗，成功地使许多患者肿瘤缩小治愈。
然而，这种疗法不但得不到重视，他本人还被打成庸医。
因为概念实在太过超前，至死他都无法向医学界证明自己，郁郁而终。
殊不知一个世纪后，癌症治疗中最有希望的突破，竟还得回溯到威廉·科利身上。
少女达希尔
1890年夏，少女达希尔住进了科利所在的医院。
她早前不慎受伤，手部肿胀，半个月过去了都未能痊愈。
刚开始，科利以为达希尔手上的肿胀是脓肿引起。
但帮她做了外科引流手术时，切口处却只流出了几滴脓液。
这时，科利才知道事情不妙了。
果然，在活组织的检查中，达希尔的手上被确诊为一种生长于结缔组织的癌症——肉瘤。
原来，她当初的肿胀与疼痛并非来源于创伤。
由于当年放射疗法还未诞生，科利只能采用当时最粗暴的手术方式，对达希尔肘部以下进行截肢。
然而，这并未能拯救这位少女的性命，肉瘤早已转移到她的颈部和腹部。
不到一年，达希尔就在家中去世，科利伴其床侧。
达希尔死后，科利为自己的无能感到心烦意乱。
为此，他专门对纽约类似的肉瘤病例进行检索。
最后，他还真找到了那位从鬼门关捡回性命的病人——弗雷德·施泰因（Fred Stein）。
11年前，他的颈部和达希尔一样，长满了肉瘤。
在经历了4次失败手术后，连资深的外科医生都对他下了死亡宣告令，称其已无药可医。
一种链球菌的革兰氏染色涂片
更雪上加霜的是，另一种疾病——丹毒，却又向奄奄一息的他袭来。
丹毒是由链球菌引起的感染，因抗生素尚未问世，施泰因只能靠自身免疫系统与病菌战斗。
然而神奇的是，就在他的免疫细胞与病菌厮杀时，其脖子上的肉瘤竟也随之缩小了。
当施泰因的丹毒彻底褪去，肉瘤竟神奇地变成一道无关痛痒的伤疤。
是的，他的癌症自愈了。
为了验证这个男人活着，科利还特地找到施泰因，证明其癌症一直未复发（最后死于心脏病）。
丹毒患者
经过大量文献检阅，科利还另外搜寻到了47起类似病例。
那时，他就推测在细菌感染后会引发一种免疫反应，使得病人身体主动攻击癌细胞。
他的想法和巴斯德制造疫苗相似——如果意外感染有时能使癌症康复，那为什么不故意制造一些感染来治疗癌症呢？
一开始他的制法是，首先提取链球菌脓肿，“即良性脓”，然后再将其与纯净的细胞进行培养。
最后出来的菌液，便是科利最原始的“癌症疫苗”。
科利的研究很快就得到了小约翰·洛克菲勒*的资金支持。
*注：美孚石油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之子，是之前科利的病人达希尔的“干哥哥”。
小洛克菲勒与达希尔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科利就差一位癌症病人试验疗效了。
1891年4月，一位绝望的病人佐拉就找上门来了。
他的脖子上长了一块大肉瘤，且扁桃体右边还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转移。
此前，他已接受过两次手术，都无法抑制癌细胞的迅速蔓延。
见到科利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和吞咽固体食物了。
现在的他愿意接受任何的实验性治疗，因为他的预计寿命最长也不过几个月了。
病人佐拉
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丹毒是极度危险的，科利所在的医院并不敢冒险同意实验。
所以科利的第一个实验，是在一个私人公寓进行的。
经过几次注射后，佐拉就疯狂出汗，体温飙升至40摄氏度。
然而正当丹毒感染把佐拉折磨个半死时，他脖子上和扁桃体边的肉瘤竟慢慢变小。
两周后，这些本能致命的肉瘤就完全消失不见了。
在这之后，佐拉又健康的活了8年（8年后他再次因肿瘤丧命家乡意大利）。
这次的实验，让科利看到了希望。
佐拉康复的两年内，科利就共为12名患者进行了“感染治疗”。
不过，治疗的效果是实在难以预测与把控。
其中4人未能被感染成功，而能够诱发感染的8人中，有6人肿瘤得到缓解，只有2人完全治愈。
而更令科利沮丧的是，其中2人还因感染死亡。
不过科利可没有气馁，他反而是开始寻求一种更安全的疫苗。
经反复试验，科利用两种灭活菌取代了原本的活菌，分别为化脓性链球菌和粘质沙雷氏菌。
其中，后者可以增强前者的效力，使注射剂能引起高热的效果。
而与其同时，灭活细菌还大幅地降低了病人感染死亡的风险。
这种细菌混合疫苗，就是现代所说的“科利毒素”（Coley’s Toxins）或“科利液”。
当时的制药公司帕克-戴维斯（Parke-Davis）就与科利合作，在1899年至1951年期间为医生们提供科利毒素制剂。
科利剂
不过世间可没那么简单的事。当时的医学界可不认同科利毒素，因为其治疗效果并非十拿九稳。
首先科利的研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也无法透彻解释他的毒素为什么对癌症有效。
毕竟那个年代，连普通的疫苗的概念都不甚普及，更别提如此超前的癌症免疫治疗了。
又因时代的局限，科利还只能以发热作为免疫疗法起作用的标志。
几乎可以预见，这种模糊的判断方式，确实难以说服当局。
纽约时报关于科利医生的报道
除此之外，其他医生也极难复制科利的治疗，因为科利本人总是能灵活地控制着注射剂量、注射方式和注射时间等。
所以在40年职业生涯中，他即使用这种疗法拯救了几百号病人。
但终其一生，这些无法统一的不一致性，注定让科利的疗法蒙上一层伪科学的阴影。
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科利努力寻找证据时，癌症放射疗法开始流行起来了。
放射疗法虽一直被认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但它几乎对每个病人都有着肉眼可见的疗效。
当时科利的老板，著名的癌症病理学詹姆斯·尤因（James Ewing）就是放射疗法的忠实拥护者。
他认为新型放射治疗技术，将是唯一行之有效的癌症疗法。
所以很自然地，尤恩便成了科利最大的批判者和最强劲的对手。
登上《TIMES》封面的詹姆斯·尤因
前文已提到，科利的研究曾得到洛克菲勒的支持。
但最终，洛克菲勒还是放弃了科利的免疫疗法，而是将橄榄枝垂向尤因的放射疗法。
洛克菲勒的鼎力支持与赞助，更促成了放射治疗的主流地位。
此后，尤因还下令禁止科利毒素在院内的使用，即使有的病人仍在接受此项治疗都没有情面可讲。
科利毒素治疗前后
到20世纪40年代，肿瘤的化学疗法的兴起，就更是把科利毒素推向边缘了。
所以，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担当根除癌症的关键角色——这一概念，就被医学界全然忽视。
更悲惨的是，1962年反应停悲剧爆发后，FDA甚至把科利毒素归类为一种新药（即使已有60年的使用时间）。
而帕克-戴维斯公司作为科利毒素的唯一供货商，也只能无奈停产。
从此，科利也从一个开创性的免疫学家，变成了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庸医之一。
科利与女儿海伦
不过好在有他女儿海伦·科利（Helen Coley） 的努力，科利的贡献才没有被真正遗忘。
父亲去世（1936年）后，她便用一生的时间系统地追踪了父亲与病患的报告和补全了长期随访。
她发的18多篇专著里，就确定了500多名被父亲成功治疗的病患，使父亲得到了平反。
1953年，为纪念父亲，他还发起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癌症研究所（Cancer Research Institube，CRI）。
科利的女儿海伦
当然，除了他女儿的努力外，也仍有不少医生坚持不被看好的肿瘤免疫学。
在许多科学家的努力下，免疫疗法才开始崭露头角，成为肿瘤研究中迅速上升的领域。
上个世纪80年代，科学家就发现了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
CTLA-4就像一个“刹车装置”，在免疫细胞即将对肿瘤狂轰滥炸时，瞬间关上大门阻止了一场杀戮。
而当外部感染时，CTLA-4却不再表达，使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反应。
通俗的说，外部感染的同时，也重新启动了人体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机制。
这就是某种条件下，炎症可以造成癌症自愈的原因之一。
到了21世纪，肿瘤的免疫疗法更是频频获得突破，好消息不断。
2010年，FDA批准了一种能够使男性患者的免疫系统，攻击前列腺癌细胞的疫苗Provenge。
到2011年，FDA还批准了另一种治疗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药物Ipilimumab。
该药就能阻断T细胞中的蛋白质受体CTLA-4，让T细胞对癌细胞发起全面的进攻。
而这每一次的突破，都是对科利当初坚持的肯定。
当初他开创的领域，也终于迎来死而复生后的春天。
为了纪念这位“肿瘤免疫疗法之父”，肿瘤免疫学的最高荣誉也被命名为“威廉·科利奖”。
值得一提的是，华裔肿瘤学家陈列平就因发现免疫耐受性癌症的发病机理，获得了2014年的科利奖。
而这一切，距离科利第一次遇到那位死里逃生的病人，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
是他，超越了整个时代。
又或者说是整个时代未能跟上他的步伐。
*参考资料
Uwe Hobohm.Healing Heat:Harnessing Infection to Figjt Cancer.American Scientist.2009.02-03
Matthew Tontonoz.What Ever Happened to Coley's Toxins?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2015.04.02
Carl Engelking.Germ of an idea:William Coley's cancer-Killing Toxins.Discover.2016.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