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朋友圈内流传了一则由美国妇产医师协会发布的乳腺癌筛查指南的深度解读文章。文中提及“乳腺触诊自查，不能降低乳腺癌风险”、“乳腺癌筛查，只有钼靶最可靠”等诸多论点。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邵志敏教授就帖子中的一些表述提出了自己更为全面辩证的观点。
乳腺触诊自查完全被否定？
许多人注意到，许多欧美以及中国的指南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观点：乳腺自查不能提高乳腺癌早期诊断检出率和降低死亡率。难道女性们的镜前乳腺自查就不需要做了吗？
对此，邵志敏教授认为，在欧美发达国家，国家已经将一些乳腺癌早期筛查项目比如钼靶列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相较于乳腺自查，钼靶可以发现自查还未能摸出的肿块和病灶，相比这两者的效果，一定是钼靶更有优势，也能发现更多的原位乳腺癌。
“反观中国，特别是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未能全面普及推广钼靶或者B超筛查的情况下，乳腺自我检查对于自身发现一些乳腺癌‘信号’还是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邵志敏教授说，“乳腺自我检查的普及，也有助于女性乳房健康意识的增强。”
对于普通民众，专家建议通过常规、定期的体检来发现早期乳腺癌，以便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早期乳腺癌，仅需手术便可完成根治，5年生存率也能达到90%以上。”邵志敏教授说。
乳腺癌筛查钼靶最为可靠？
目前，临床上乳腺癌筛查有三种方法，分别是乳腺B超、钼靶以及核磁共振。帖子中称，钼靶用来做乳腺癌筛查结果较为可靠。对此，专家明确提出了不同观点。
邵志敏教授认为，许多欧美发达国家指南中对于乳腺癌筛查项目的推荐，是基于他们所在地区的乳腺癌流行病学数据制定出来的。
就世界范围而言，乳腺癌发病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中国，诊断为乳腺癌的平均年龄为45-55岁，比西方女性更加年轻。来自上海和北京的数据显示了乳腺癌的两个发病高峰，第一个出现在45-55岁之间，另一个出现在70-74岁之间。在欧美发达国家，乳腺癌患者70%以上是绝经后妇女，而在此年龄段我国患者仅占一半左右。
“在没有考虑到人种和地区发病情况差异性的基础上，机械地将国外指南理念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是不科学的。”邵志敏教授说。
此外，基于我国女性独有的乳腺癌发病高峰。专家认为，40岁左右的女性由于乳房腺体组织较为致密，钼靶对其穿透力不够，较难发现早期病灶，而乳腺B超却能更好地“查漏补缺”。
据了解，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曾于2008年5月在上海闵行七宝社区启动乳腺癌筛查项目，初筛体检覆盖到七宝地区2万多人次，由乳腺外科接待进行钼靶和乳腺B超检查各1.8万余人次，通过筛查确诊乳腺恶性肿瘤96例。项目组通过基于社区人群的研究发现，对中国女性采用钼靶联合乳腺B超的诊断和筛查技术，能够提高诊断率10%以上；虽然钼靶对中老年女性具有广泛适用性，但超声对腺体致密性乳房的年轻患者更具优势。
而后，邵志敏教授和其团队在编撰《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15版）时曾提出，乳腺癌筛查方式的选择应该兼顾经济社会效益和筛查获益比，尽管乳腺核磁共振筛查效果更好，但用于普通人群的筛查是不经济也不推荐的。最终，专家们明确将钼靶联合乳腺B超写入指南，并在全国范围推广普及。
乳腺癌高危=基因突变+家族史？
网传的文章中给出了一个恒等式，乳腺癌高危=基因突变+家族史。邵志敏教授认为，这种表述还不够全面。
其实，乳腺癌高危人群的定义是有个多维度的指标，不是只有简单的两个因素。随着“基因筛查”的宣传，民众对于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和BRCA2也不再陌生。“家族史只是有无遗传的一部分表现，没有家族史，并不代表没有遗传到易感基因。同样，乳腺癌易感基因也不只有BRCA1和BRCA2这两个。”邵志敏教授说，“除了基因突变和家族史，还有一些外因诱导的高危因素。”
在中国，邵志敏教授认为生殖和激素因素，例如月经年限长（初潮较早或绝经推迟），从未生育，初产年龄推迟，母乳喂养受限，均是影响乳腺癌患病风险增加的高危因素。
对此，“我们建议有高危因素的女性，应该35岁起每年接受一次乳腺B超联合钼靶的筛查，普通女性40岁之后也应每年坚持做体检，真正做到早发现，早诊治。”邵志敏教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