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维屏
心理学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学科门类。大陆最早出版弗洛伊德的著作，是作为文学用书引进的，并且在文学圈子里流布很广，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洛伊德的动机与作家的经营方略基本是完全重合的。
之前我读过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所著的《游戏与理智》，这本书晦涩难懂，读的也是懵里懵懂，好在书中作者把心理学运用到美国的当代现实中，所以还能够领悟其中的一二内涵。当时也写了一篇书评，仅仅是自己的一点点滴感受。
在那部书的后记中，引述了前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罗伯特·沃勒斯坦的话说：“除弗洛伊德之外，恐怕没有一位心理学家比埃里克森对其所处的时代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P199）可见爱利克·埃里克森在心理学界的影响之大。
爱利克·埃里克森最突出的贡献，是拓宽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范围，他将精神分析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而没有沿袭弗洛伊德“泛性论”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他拓宽了精神分析引用的广度，将这一纯粹用于医学治疗的心理学体系，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世图心理”又出版了爱利克·埃里克森的另一部著作《洞见与责任》，这本书与《游戏与理智》一样，也是作者的演讲合集，两书在体例上有一点相似，因为是演讲嘛，不是系统的专著，所以，各个章节各有侧重点，并且秉承了爱利克·埃里克森的研究特征，注重将心理学与社会元素紧密地结合起来，虽然在书中，爱利克·埃里克森称他的出身是临床医生，但他所表述的范围却投向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人生的各个阶段、哲学的各个界面，他用心理学的釜底抽薪式的内在攻略，去重新审视社会、人际、成长等等通常情况下只能从外面去了解观察的领域与层面，能够给我们带来超出想象的新鲜感与启迪意味。
爱利克·埃里克森对弗洛伊德相当的崇敬，书中第一章就显现出来，这是一篇在弗洛伊德百年诞辰纪念集会上的演讲。爱利克·埃里克森身为弗洛伊德的学生，曾经见过弗洛伊德，他的学术思路，受到弗洛伊德的很大影响，在全书的多处章节中，爱利克·埃里克森都毫不吝啬对弗洛伊德的溢美与赞誉之词，如：“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呈两极分化，造就了弗洛伊德这位跨世界的性理论家和马克思这位论述劳动的理论家，为人类心灵留出了未被精神分析涉猎的领域。”（P110）
可以看出，爱利克·埃里克森把弗洛伊德看成是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有所继承并发展了自己思想的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修正了弗洛伊德理论上已经被证明看起来都难以让人觉得合理的部分。其中弗洛伊德对性心理的强调，就是弗洛伊德遭受质疑的最重心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中国的鲁迅先生，都凭着本能的了解，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多有指责。在先生的“听说梦”的杂文中，他直接对弗洛伊德作了讥讽：“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诚然，他也告诉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爱利克·埃里克森必须面对弗洛伊德在此理论点上的无力招架之处。他对此论述道：“弗洛伊德的激情把他引上了错误的复兴之路。当然，他的初衷是好的，但禁不住内心的矛盾与外界阻力的干扰，做得有些过头。在寻找发病事件时，他尤为看重病人童年早期的消极经历，并且指出，这类事件的作案者大多是病人的父亲。后来，他坦言：‘精神分析能挖掘出病人幼年时期的性创伤，这一做法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内容不见得真实。这样一来，分析便缺乏现实依据。早知如此，我当初就该快刀斩乱麻，放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爱利克·埃里克森在这里引用的弗洛伊德的原话，与鲁迅先生的批评之语，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在这里，弗洛伊德貌似还在嘴硬，为自己的理论进行无力的辩护，这实在是因为，如果“祛魅”掉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儿童性压抑，那么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失去了支撑的底座。
所以，爱利克·埃里克森在指出弗洛伊德性理论错误的时候，还是为他作了力所能及的辩护，当然辩护词有些乏力。他称“弗洛伊德的错误无伤大雅”（P17），说“为了研究人类的动机，总归有人要站出来，把一些东西归到性的领域”（P17），好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归是一个伟大的人。而弗洛伊德对心理病因向童年遭遇的性创伤回溯，爱利克·埃里克森也认为是弗洛伊德首开先河，指出：“在对人类进行历史维度的研究时，学者们几乎未考虑对童年时期进行评估”（P28），而从弗洛伊德提出他的开天辟地又骇人听闻的儿童“性心理创伤”之后，心理学中开始“流行一时的对童年期负面因素的关注，好像它们是人类命运的最终决定因素一样。”（P28）爱利克·埃里克森最终总结道：“鉴于此，我们或许可将弗洛伊德视为人类意识中自愈与平衡的先驱。”（P29）
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分法，也是一个疑点重重、无法确证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最大的用处，就是激发了文学家的想象。著名的情色小说《五十度灰》中，把女主人公的内心分裂成几个性取向完全不同的女孩，有一本正经者，有风情万钟者，她们在女主人的内心里跳着不同的“舞”，扮出不同的“秀”，从某种意义上讲，女作家的思路激活，应该是来自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这一套分裂性人格理论，更容易在作家那里获得心领神会的接受与响应。爱利克·埃里克森应该明白，弗洛伊德对“自我”的神乎其神的发现，并不是那么经得住考验。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在老师的基础上，发明了“潜意识”，认为“潜意识”积淀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并没有什么实证的根据。在人的记忆深处，很难说一个人传承着历史的民族记忆。人的思想与认识，都是来自于后天的习得与袭得。在爱利克·埃里克森的这本书中，特别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位名叫哈洛的教授对猴子的情感进行了研究，他用一个人造的“猴妈妈”去扶养小猴子，最后那些小猴子都成了“精神病患者”：“它们被动地坐着，空洞地注视着某处，甚至做出可怕的事情（被戳之后会咬自己，撕扯自己的皮肉直到流血）。它们没有学会将‘他人’看作母亲、伴侣、孩子或者敌人。”（P199）。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一个生物，并没有天生地就具备自己的种族属性，更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如果没有后天的传承，一个生物包括人，很难将“自我”、“潜意识”释放出来，统帅自己。如此看来，“自我”的理论虽然看起来标心立异，但实际上，却又可能是一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虚妄。对此，爱利克·埃里克森不得不如实评点弗洛伊德在这里的尴尬：“我认为，弗洛伊德早期对本能和超我的系统化区分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过大，并且弗洛伊德的想法中有许多的矛盾，因此其理论没有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认可”。 爱利克·埃里克森的意思是，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被人们严重高估了，但是，爱利克·埃里克森还是强调了“自我”在人的内在思想中所具有的“平衡性作用”，“自我逐渐被看作一种‘内在装置’。它使得人类将两大具有进化意义的发展——内心世界和社会规划的发展——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比拟一下《五十度灰》，可以更鲜明地看到“自我”的概念，在女作家的笔下是如何抢尽风头的，小说里写道一旦主人作出违背了内在性取向的决定时，女主人公内心里的“小人”便不满地动作起来，拳打脚踢，表达不满，最终，数个小人交斗一番之后，总会以和平的方式收场，“自我”很像这样的一个内心里的调节器，修复人内心的交战，从而达到一个“强大的自我”。荣格从“自我”引申出的“潜意识”，似乎更代表着人内心里的上帝，比人的意识更代表着正能量部分，所以世图心理的另一本出版的著作《荣格与新时代》就批评了同一系列的另一本书《内在工作》妄图对“潜意识”进行巫术般的“招魂”，这一切，都显现出即使在师出同门的心理学流派中，也会产生理论上的严重对立与极大龃龉。
由此可以看出，心理学既然无法用实证去检验其成果，那么，拉大旗、扯虎皮，便必然会成为这一学科的必然路径。爱利克·埃里克森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他提出了与弗洛伊德异曲同工的人生分期，它把人的发展按年龄分成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秉承了遗传密码，在人出身后依次展开，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这八期分别为口唇期（出生—1岁）、肛门期（1—3岁）、性器期（3—6岁）、潜伏期（6—12岁）、两性期（12—20岁）、青年期（20—25岁）、成年期（25—65岁）、老年期（65岁之后）。可以看出，他的分期方式，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在《游戏与理智》一书中，作者对人类的各个年龄阶段的仪式化进行了总结归纳，我们可以看出，大致与作者所设定的八个阶段基本相同步。在婴儿期，婴儿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到光线、面孔以及名字，而确立了“神圣要素”，因为孩子通过最初的这些感官符号的确认，而获得一种神圣感，故定性为“神圣要素。”到了儿童期，个体通过文字与法律，获得了对外界的感知，来审视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作者命名这个阶段为“公正要素”。适玩期则通过行为与想象，表现出“戏剧要素”。学龄期因为融入了学校的集体氛围，而具备了“正式要素”。青春期则由于自我的觉醒以及由此与真相的冲突，而被作者定性为“理想要素”。成年期因为个人要成为理想观念的传播者，而使这一阶段具有了“繁衍要素”。这些要素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阶段性生长，烙印上文化的痕迹，从而使得个人心理与国家意志产生了密切相关。
而在《洞见与责任》中，作者则侧重于对人的各个阶段中的“美德”进行了主题词撷取。什么是美德？作者解释道：“我会将美德称为某些人类力量的品质。”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代表着正能量的品质。作者言之凿凿地为人生的各个阶段，用科学定性的方法，对那个阶段确定了所属的正能量主题词，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股公式化的简洁感与易于接受的爽快感。
作者写道：“我认为，希望、意志、目的和能力是个体在儿童时期培养起来的基本美德；真诚是个体在青春期培养起来的美德；爱、关怀和智慧是个体在成年期培养起来的美德。”（P97）从作者这一提纲挈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利克·埃里克森研究的侧重点已经跳出了临床心理学的病理研究范围，而是触及了对人的社会性的沟回与特征的揭秘。这也是全书里能够给人生以实际指导的现实部分。
关于希望，作者认为是教导孩子的父母给予了孩子最初的希望的启蒙，但是作者也指出，“真正的希望是无情的，它会导致快速发展的自身意志与他人意志之间的矛盾。”（P99）也就是说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人生还必须懂得“止欲”。“人们必须学会期望能期望的，放弃不值得去期望的，相信所期望的必然能发生。”（P99）而作者从里引申出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既然希望是如此的渺茫，因此，很多人放弃了对希望的期许，而随波逐流，这样，人们反而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神与神人身上，“人选择屈服于自己对神和领袖的期望，将自己所弃之物给了他们。”（P100），一句话，道破了人类的“崇拜”效应是如何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线，那些“神与领袖”可谓是拾人牙慧，把人们弃若弊履的“希望”捡拾起来，再用这个“希望”蛊惑人心，成就自己的目的。可以说“希望”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被利用的“幌子”。作者从心理学跳脱到社会学是如此的自然，又发人深省。
而爱利克·埃里克森更具社会化的分析，是他在书中对人的“从众心理”、“领袖晕轮效应”的论述，可以说解开了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一种集体暴力与集体疯狂的原因。爱利克·埃里克森认为，年轻人的成长，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这种完整性的实现，可“称之为一种内在身份。”但是，孩童时期在向成年期过渡时，会遇到身份危机，从而产生作者所称的一种“角色混淆”，“即年轻人拒绝接受他的性别、民族、职业身份，并且经常被驱使去决定站在哪一边。”（P75）。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站位，找不到社会中的立场，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作者分析道：“当个体因意外或发展性的转变而失去了整体性后，他会通过采取依赖我们称为极权主义的手段来重构自己和世界。”（P76）“整体性”这里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它大意是指一个人能够融入到一个社会与组织之中。现在一个年轻人无法被社会接洽，那么，“年轻人会感到个人和集体存在着危险，于是他们情愿让自己沉浸在一个综合的身份（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阶级意识）和一个遭人谴责的敌人身份中。这种对身份丧失的恐惧促进了一种打着正义名号的罪行的泛滥。在极权主义条件下，这促进了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机构的诞生。”（P77）作者论及这一思想的论文发表在1957年，但其中对恐怖主义的分析，如果我们对照今天在中东地区，大量欧洲国家的青年加入到恐怖组织，就会看到这背后的原因正如爱利克·埃里克森所揭示的一样，是因为西方思想体系所激化出的人的身份混乱，导致了年轻人投奔到“打着正义名号”的组织中去，从事让他获得身份认同的事业，并由此产生精神愉悦。爱利克·埃里克森心理学研究的敏锐性意义，至今尚不失其锋芒与精准。
爱利克·埃里克森还运用“超我”理论，对人类社会中的集体暴力进行了深入的透析，给人一种如灌醍醐灌顶之感。作者论述道：“精神分析还对‘超我’——凌驾于自我之上，是孩子服从长辈提出的限制性要求的内在延续——这个概念进行了研究。……超我发出的声音并不总是嘲弄的，但良知的平衡一旦被打破，这个内在统治者的秘密武器就显露出来了。”（P195）
“超我”的可怕一面就是假善之名行使恶。“人的‘最糟糕的一面’容易以‘最高尚的一面’的形象出现。良善、怀疑和愤怒的非理性和前理性组合会以公道和偏见的不良形式——我们称为道德主义——在成人阶段重新出现。在高级道德原则的名义之下，恶毒的嘲弄、折磨甚至大规模屠杀都有可能出现。”（P195）作者所引述的最终结论，正是房容在《宽容》中所立论的主题。可见，作者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原理，去讨论了那些困扰我们的社会现象，找到了一个让我们信服的理论架构。
爱利克·埃里克森这一本书由于它的基础是演讲，后来作者又作了增删，但仍无法改变演讲时所需求的即时性与访谈性，而在立论的完整性与逻辑性上是稍逊一筹的。特别是作者大段的论述是采用了“圣经”一样的论断式语句，会给人一种无从捉摸的飘渺感，但作者的只言片语，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是非常有力的，往往在一语之间道破心理与社会的真相与现实，这正是爱利克·埃里克森风格的可爱与可怕之处。然而，这样的风格，无疑给予了愿意探讨心理学真谛的同好者以探赜索隐的绝好机会，这最终合成了爱利克·埃里克森的独特魅力所在。读过之后，你会在心里想：“将来有一天，我还会再来读第二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