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妨仔细想一想，每天有多少时间/多大比例是自己真正的在思考和做决定？结论恐怕是大家都不愿面对的：我想大部分人不到十分之一，很多人可能不到百分之一。其他的时间只不过是像草履虫那样简单的回应刺激，或者思维处于无序状态（行尸走肉）。我们从小机械地按父母和老师的要求吃饭、睡觉、上学，选择大家认为不错的工作，然后像草履虫一样机械地按公司的要求作出反应（大多数人回邮件只不过是不经过大脑思考的无意识活动），之所以买房、结婚和生子只不过看到周围的人都这么做。我们穿流行的衣服，去人山人海的景点旅游，看热播的电视剧，然后上网去用掉剩余的最后一点时间。很多人有上网强迫症，不熬到半夜绝不睡觉，其实什么也没做。我常说一句话：身体的苦行来自于内心的空虚，而放任自己的空虚就是最大的懒惰。大家拼命地做各种无意义的事情来填满自己的时间，逃避不思考的内疚感和空虚感。通过不停重复同样的动作而躲进了人群，逃避了自我，逃避了思考。我们每天做的事真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真正想做的吗？人虽然自诩为万物之灵，但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和草履虫没什么区别。
社会认同原理指出，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在某种场合做某件事情，我们就会断定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一般说来，当我们对自己缺乏信心时，当形势变得不很明朗时，当不确定占了上风时，我们最有可能以别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银行挤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对某些食品物品的疯狂抢购，就是例子。
至此，我们理解芒格的人类误判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倾向、西奥迪尼的社会认同影响力、《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到群体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等概念时就容易多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些案例。
【群众游行】现在的人很难理解文革或其他群众运动（比如《乌合之众》一书中描述的法国革命），我之前也觉得像天方夜谭，直到美国打南斯拉夫时轰炸/误炸了中国大使馆。那时大家本来在教室看书，突然各个学校的游行队伍唱着歌走进学校，去看热闹的人渐渐地就成了游行队伍的一员，然后大家继续去其他学校，人越来越多。大家喊着口号唱着歌，渐渐地都变得很亢奋，群情激昂，进入一种很奇怪的状态（让我想起太平军高喊着“刀枪不入”走向八国联军的枪炮）。然后大家一致同意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走到美国大使馆去！没有任何人考虑过到底有多远，要在平时这种提议绝没人会同意。大家最终聚在美国大使馆外扔石头，每当有人打中窗户等目标时，人群就会爆发一阵欢呼。但当石头在使馆内堆了厚厚一层，扔石头就很难有新的进展了。这时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有人指着使馆附近的一辆车说：“这可能也是美国使馆的车，砸！”于是瞬间那车就千疮百孔了，虽然有人说看车牌不是使馆的，但所有人都选择性地听不到他的话。
【市场先生】如今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面对网络上浩如烟海的信息也越来越无助，于是大家索性将选择权交给别人。人们关注热门/头条新闻，查看论坛回复最多的帖子或点击最高的博文，关注粉丝最多的微博，在网购时也必然选择最多人选择的那款产品。因此，股票投资中市场先生的情绪反复无常也就很自然了。我们大多数人关注的股票其实是对自己有影响的某个人在关注而已，我们每天所谓的研究不过是寻求心理按摩/心理安慰而已。
【寻找比赛场地】如果一个人自动依照他所观察到的周围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去思考和行动，那么他就能够把一些原本很复杂的行为进行简化。而且这种从众的做法往往是有效的。例如，如果你在陌生城市想去看一场盛大的足球比赛，跟着街道上的人流走是最简单的办法。由于这样的原因，进化给人类留下了社会认同倾向，也就是一种自动根据他看到的周边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去思考和行动的倾向。
【电梯实验】心理学教授喜欢研究社会认同倾向，因为在他们的实验中，这种倾向造成了许多可笑的结果。例如，如果一名教授安排1 0 名实验员静静地站在电梯里，并且背对着电梯口，那么当陌生人走进电梯时，通常也会转过身去，摆出相同的姿势。心理学教授还能利用社会认同倾向促使人们在测量东西时出现很大、很荒唐的误差。
【压力的影响】社会认同倾向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被激发呢？许多经验给出了下面这个明显的答案：人们在感到困惑或者有压力的时候，尤其是在既困惑又有压力的时候，最容易受社会认同倾向影响。由于压力能够加强社会认同倾向，有些卑鄙的销售机构会操纵目标群体，让他们进入封闭和充满压力的环境，进行一些像把沼泽地卖给中小学教师之类的销售活动。封闭的环境强化了那些骗子和率先购买者的社会认同效应，而压力（疲惫通常会增加压力）则使目标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认同的影响。当然，有些邪教组织模仿了这些欺诈性的销售技巧。有个邪教组织甚至还使用响尾蛇来增强目标群体的压力，威逼他们加入该组织。
【谢皮科综合症】由于坏行为和好行为都会通过社会认同倾向而得到传播，所以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下面两种措施是非常重要的：（1）在坏行为散播之前阻止它；（2）倡导和展现所有的好行为。并非所有人都能抵制坏行为的社会传染。因此，我们往往会遇到“谢皮科综合症”：它指的是弗兰克·谢皮科所加入的那个纽约警察局极其腐败的情况。谢皮科因为拒绝和警察局的同事同流合污，差点遭到枪杀。这种腐败现象是由社会认同倾向和激励机制引起的，这两种因素共同造成了“塞皮科综合症”。我们应该多多宣讲谢皮科的故事，因为这个可怕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社会认可倾向这种非常重要的因素会造成一种非常严重的邪恶现象。
【天上有什么】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可以证实这一点，站在一条繁忙的人行道上，选定天空中的某一快空白，盯着看上1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你的身边大概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你带上四五个朋友到同一地点一起往上看，不出1分钟，就会有大群路人停下来，把脖子伸得长长的，跟你们几个一起往天上看；即使是那些没有加入你们的行人，也无法阻抗那种至少往上瞄一眼的压力。
【小费】酒吧招待常常会在酒吧开门前在自己的小费盘里放上折好的几块钱，假装是前面的顾客留下的，让人觉得用折好的钱给小费是酒吧里应有的礼貌。教堂的募捐人处于同样的理由也事先在收钱的篮子里放些钱，这样效果非常明显。我发现很多乞丐也深谙此道。
【多元无知】然而在观察他人来消除我们自己的不确定性时，我们很可能忽略一个细小但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他人可能也正在观察中寻找社会证据。特别是形势模糊不清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看一看别人正在做什么，从而致使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的出现――“多元无知”。书中提及一个曾经轰动美国的案例，那是1964年，一位叫凯瑟琳•吉诺维西的三十岁女子在深夜下班回家的途中在纽约皇后区一条街道上被刺杀，在长达35分钟的时间内，攻击者在接上追逐、袭击了她三次，整个过程中凯一直在尖叫呼救，而她的38个邻居从自己窗户里观看了谋杀的整个过程，却没有一个人报警。后来，在问及为什么不报警的时候，目击者都声称“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说是害怕或不想卷进去。而实际上一个匿名报警电话并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威胁；《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的后续报道都将这一事件聚焦到美国国民的冷漠无情自私自利上。然而来自纽约的两位心理学家（比布•拉汤内约翰•达雷）却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人采取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旁观者。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当周围有几个可能帮忙的人时，每一个人的责任感便降低了，每一个人都以为其他人会去帮忙或是已经帮了忙，而结果却是没有一个人帮忙；另一个原因则建基于社会认同基础上，和多元无知效应有关。人们习惯于从其他人的反应来对事件的紧急程度作出判断。但人们却忘了，目睹事态发展的其他人也在寻找社会证据。而且因为我们都喜欢在他人面前表现得信心十足、沉着稳健，因此寻找证据的过程也是不动声色的。结果每个人都显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于是按照社会认同原理，这件事情被解释成为了一个非紧急事件。
【相似性】社会认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上文中提及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则是：相似性。也就是说，与我们类似的人的行为对我们最有影响力，因此，我们更有可能效仿与我们相同、而不是与我们不同的人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电视上由普通人做的广告越来越多的原因。向来怕水的小孩在看到别的小孩在水里欢腾跳跃时，也会萌发试一试的念头。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媒体上对自杀事件的过分渲染会导致社会其他人的自杀倾向上升、或者尝试自杀行为的几率增加，这种倾向曲折地表现为飞机失事以及交通事故的增多。这也正是圣地亚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维•菲利普斯所提出的“维特效应”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后续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这些自杀事件的主人公和后续的交通事故事主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在扩大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媒体上对暴力的过分宣扬与实际生活中的暴力事件增多有必然联系，而且，在前后的事件主导者身上都存在者一定相似性、比如说年龄、职业、生活环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