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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里各大音乐软件都给用户们总结了2017年的听歌记录，这两天一刷朋友圈，全是朋友们热气腾腾的歌单。
但仔细一看他们分享的歌单，不是已故古典音乐家，就是想复制进词典里都没办法复制的小语种。于是我和其中一位分享了歌单的朋友感叹，朋友圈刷一刷，真是刷新了我对我朋友们品味的认识。
“这是听歌界的等级较量。”朋友神秘兮兮地说，“听古典的鄙视听音乐剧的，听音乐剧的鄙视听小众流派的，听小众流派鄙视听流行的，听欧美流行的鄙视听亚洲流行的，听亚洲流行的鄙视听——”送了耸肩，“不过这些最底层的人们是不会分享自己的歌单的。”
我瞪着他不说话。
“你就没有分享歌单，”他对我意味深长地笑笑，“是认识到听歌界鄙视链的强大所以退缩了吗？”
原来在一些朋友心里，连听歌都是有等级的。听这些歌的人，就是比听那些歌的人更高级。
话说回来，只要有人类的地方，似乎什么都有等级。旅游也一样，去欧洲玩的鄙视去美澳玩的，去美澳玩的鄙视去日韩玩的，去日韩玩的鄙视去东南亚玩的，去东南玩的鄙视国内游，国内游鄙视郊区游。
有时候他们还会以为这些等级是所有人的共识，“大家是这样认为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吗？当然不是。
这让我想起了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SDT）。这个理论认为，社会缩小冲突的方式是，在意识形态上，创造一些群体优于另一些群体的共识。
假设，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去欧洲玩的人就是比去郊区玩的人更高级”，这个共识太广泛了，无论是去哪旅游的人全都认同这个观点，那么当前者有人站出来用语言围剿后者的时候，后者通常会选择沉默，而不是反抗。
因为后者已经认同了前者就是比自己优越，因此默许了前者有围剿自己的权力。没有反抗就没有冲突，人们看见的就是一副相安无事的假象。
而这种“相安无事”，又会加剧群体之间的等级共识。群体A一旦被接受了优于群体B，那么比起群体B，群体A获得更多的资源、得到更多的特权，都变得本该如此、理所应当。
但所有人都认为每个群体之间有高低优劣吗？
不是这样的。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OD）是由社会支配理论中衍生出来的概念，它是指个体期望各群体之间不平等性的程度，和对优势群体支配劣势群体的渴望程度。
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人会希望各群体之间等级严明，且认为优势群体就应该支配弱势群体。一个有着高社会支配倾向的国际友人，他们来华以后可能会立刻接受本土地域歧视，并表示“我们这种上海的老外，就是比别地的老外好！”
而低社会支配倾向的人会更希望群体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更相信人们之间有“区别”，而不是有“高低”。
社会支配倾向还会影响人们对不同理念的接受程度。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人更偏好增加群体之间阶级差异的思想，因此歧视外群体、固守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等行为，通常发生在他们身上。
以一位高社会支配倾向的男性为例，他更容易看见女性不如男性的证据，而忽视相反的证据。有趣的是，这样的人通常也无法理解女性主义思想。他们会认为女权追求的是让女性成为支配男性的优势群体，性别秩序被逆转，但对他们来说，“支配”本身，是必须存在的。
拥有过高的社会支配倾向经常会对他人或外群体，通过歧视、刻板化、占用资源等方式造成伤害。
然而，过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有时也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大学的时候我在一个欧美电影的爱好群里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姑娘，她年龄和我差不多大，性格很活泼，所以我们俩就聊得好一些。
比较熟了以后她告诉我，她平时还追星，是一位小鲜肉，她偶尔会给我发一些她小哥哥的美照和新闻。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小心翼翼地问我，“我追星，你会不会觉得我很low呀。”
我立刻回复她说，“不会，当然不会。”她就说，“太好了。我都不敢让别人知道呢，都偷偷喜欢。”
”偷偷喜欢”。我突然就有一点难过。在业余时间怎么消遣，这中间并没有等级。即使有一些狭隘的人认为有些爱好就是优于另一些爱好，这种观念也并不是所有人的共识。
但这位姑娘自己，不但接受了自己的爱好处于劣势，默许了别人对自己这个爱好的偏见，还惴惴不安地害怕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爱好而对自己有偏见。
我们会被自己的社会支配倾向伤害，是因为它让我们多多少少地默许被支配。
社会支配这样的思维倾向，在每个人身上只是高或者低的区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完全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也很难在这个框架中，摆脱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对那些被默认的“优势群体”进行反抗。
即使是最坚定的平权主义者，也有一些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
但意识到这个思维倾向的存在，就是走出这种倾向的第一步。意识到被放在了这个框架里，就是摆脱框架的第一步。
意识到了自己受控的思维并做出改变，那么即使在别人口中充满三六九等的社会里，我们也并没有那么不自由。
参考文献
Aksoy, O., & Weesie, J. (2012). Beliefs about the social orientations of others: a parametric test of the triangle, false consensus, and cone hypothe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8(1), 45-54.
Strube, M. J., & Rahimi, A. M. (2006). “everybody knows it’s true”: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moderate false consensus for stereotypic belief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40(6), 1038-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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