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里是有着一种以直面苦难为气节的倾向的，国家层面是“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个人层面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审美层面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笑傲苦难固然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品质，但当这种对这种品质的欣赏发展到极致，就不免异化成以苦难本身为美的荒谬现象，诚如龚自珍所叹“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近百年共和以来，这种过分拔高苦难的磨砺作用的传统本应随着“打倒孔家店”而被矫枉，从“君子”人设的压抑中重新发现人性。但是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国人不得不拾起“穷且益坚”这一仅剩的精神武器，让苦难的“正面”作用帮助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新中国浴火重生。
在抛弃阶级叙事之后，把中国从苦难中挽救出来的叙事成为政权合法性的直接来源，这也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写作文的最好素材就是贝多芬这种直面苦难的英雄。但我们习惯于歌颂司贝多芬面对耳聋的坚韧的同时，却极少关心其他聋人的生存状况，似乎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只是作为贝多芬的《英雄》的脚注。
在过多地歌颂英雄与忽视弱者之后，很多人不免会陷入一种“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克服困难”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国人所不认真对待的，不仅仅是因为缺乏心理学科普而导致没有正确认知的抑郁症或者其它心理疾病，而是人类在负面生活环境所能遭遇的一切以及其结果。这不能说是冷漠，而是对同类的境遇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公正世界假设导致的同理心缺失。
（来源知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