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应邀做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安杨主持的百姓健康栏目，讲解针灸知识，这本书就是根据节目录音整理而成，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以科普形比较式系统介绍针灸疗法。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18年1月
尽管针灸在中国的历史至少跨越了两个千年，但时至今日，许多人似乎对它很熟悉却又很陌生，如对针的畏惧心理，担心扎针伤气，不了解针灸能够治疗哪些病，等等。到针灸科就诊的病人，许多人都是看过西医，吃过中药，最后才不得不选择扎针。导致这种低认知度的原因之一，可能与针灸本身的特点有关。一方面害怕扎针是人的本性，儿童怕扎针很自然，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第一次扎针也很恐惧。另一方面，药品制造商研制开发出一种药品，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广告宣传，加上药品代理促销，形成了从生产到销售的一条龙。而针灸是一种个体化行为，一位针灸医生，即使再努力，每天也只能治疗几十位病人，所获收益十分有限，不可能以个人名义做广告，因此也限制了对针灸的推广宣传。这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公益性中医系列节目，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也圆了自己多年的一个梦想，从非专业角度介绍多年积累下来对针灸的认识和临症体会。
讲座之初，并没有大纲和计划，和主持人简短沟通之后，就开始了长达近50期的节目录制。按照原来的节目顺序，整理成了开篇和各篇两部分。开篇为“文化背景”，是本书的框架，除了介绍针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特点，重点讲解针灸的早期历史，比如古人对艾草的钟情，经脉与穴位的发现，针刺疗法的发明，以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对针灸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各篇以十四经脉为主线，每条经脉包括经脉的循行分布特点，与这条经脉有关的病症，这条经脉上的主要穴位，以及一些常见病症的治疗和自我保健方法。整理过程中，尽量保持原有录音节目的口语化风格，仅对部分文字做了修改。
翻开世界医学史，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都发明了许多相同或类似的治病手段，如草药、烧灼、热熨、按摩、冥想、放血、拔火罐、运动锻炼、膳食调理等，但只有针刺疗法属于例外。迄今为止，针灸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都源自同一个故乡，那就是中国。而且其他语言中的“针刺疗法”，也都是中文的音译或根据其含义创造出来的，比如现在最常用的英文acupuncture就源自大航海时代一位荷兰医生的创造。威勒姆·特·瑞尼（Willem Ten Rhigne，1647-1700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医学系，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公开招聘于1674年夏天抵达日本。在日本居住的两年时间里，他与许多日本医生和贵族人士进行过深入交流，其中包括幕府将军的私人医生，还向日本医生详细介绍了欧洲在人体解剖、生理以及药学方面的知识。作为一名受过欧洲高等教育的医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亲密接触与他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东方同行，是极不寻常的，此种交流在东西方医学之间也是第一次。在向日本医生传授西方医学知识的同时，他对当时日本的医疗状况也有了很多了解，尤其是针灸。威勒姆讲述了一次坐船造访京都的经历：一名护卫他的日本士兵胃疼难忍，伴有恶心和呕吐，士兵尝试了多种方法，作为一名医生，威勒姆也可能试图帮助过他，都没能使疼痛缓解，这样持续了很多天。直到有一天，士兵仰躺下，拿出随身携带的针灸针，一只手持住针尖，另一只手用小锤子轻轻拍打针柄端，针刺入后还捻转了几下针柄，一共在左上腹部扎了4根针，这样一次治疗后就完全康复了。威勒姆还注意到，士兵将针拔出后，还按压扎针的部位，没有看到有血液流出，仅仅留下很小的针孔。一名普通人，随身携带着针具，自己给自己扎针，这种举动在今天都属罕见。这个场景一定令威勒姆十分震惊，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也是促使他深入研究针灸的强大动力。
1683年，威勒姆的拉丁文专著《论关节炎》在伦敦出版，其中有一节题为“论针刺疗法”，这也是针刺疗法首次被系统地介绍到西方。据威勒姆介绍，日本医生明确告诉他针灸是中国人的发明，学习的时候先由一名会中文的医生将中文翻译成日文，再由另一名医生将日文翻译成荷兰文。他还说，如果一名日本医生会说中文，他将受到格外的尊重。在书中，他在罗列了他所知道的当时西方医学界所使用的各种不同材料、形状和用途的针具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用针治病的方法最独特。这位把中国的针刺疗法介绍到西方的先驱，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针刺疗法的独特性，他没有随便在他头脑中所固有的词汇里找一个词，而是创造了拉丁文单词acupunctura，acu是“针”，punctura是“刺”，合起来就是“针刺”，这个组合堪称完美，英语的acupuncture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威勒姆《论关节炎》中的人体经络插图
针刺疗法起源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针刺疗法为什么唯独起源于中国，或者说为什么只有古代中国人发明了针刺疗法，却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始于1996年。当时正在做针灸早期历史的研究，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看看各个国家的大百科全书对英文“acupuncture”一词的解释，在日本人编写的1983年版英文百科全书里，第一句话这样写道：针刺疗法可能起源于中国或印度。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震惊！针灸是中国人的发明，这一点日本学者应该最清楚了。震惊之后就是疑惑和思考，印度与中国同属文明古国，并且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且深入，针灸真的像佛教一样由印度传入中国吗？这个疑问后来在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那里找到了答案，原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日本学者提出过针灸起源于印度的说法，主要依据是汉译佛经里面有一些“针灸”词汇，病榻上的汤先生通过对佛经的原文及英文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梵文佛经中并没有涉及针灸的任何文字，足见佛经有关“针灸”的记载，大多是在译经过程中，为达到使国人易于理解而加以改订、润色所造成的结果（《汤用彤全集》第七卷·康复札记四则）。也就是说，无论再天才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丢失一些信息，或者添加上译者自己的体验和感悟。他们常常用母语中熟悉的词汇，对应其他语言，有时甚至在原文中没有的文字，却在翻译文本中添加了进来，汉译佛经中的“针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解决了针灸是否起源于印度的疑问，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除了印度，在古希腊和古埃及的传统医学中，是否有和针灸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治病方法呢？在那个年代，个人计算机才刚刚兴起，普通民众几乎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获取知识的手段仍然是最古老手工翻阅和检索，而国内有关其他传统医学特别是古希腊医学的书籍和资料可以用罕见来形容。恰好在这时，收到一封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航空信件，这是那个年代除了电报电话传真之外最快捷的洲际联络方式。寄件人Ira Martin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说买过我写的一本耳穴书，由于书中没有我的确切联系地址和方式，只有工作单位，这封信件如何辗转到我的手中已经成了一个谜。在此后的书信往来中，得知我正在进行世界医学的比较研究，很快就通过刚建立不久的亚马逊电子购物网站寄给我将近30本医学图书，其中有关于世界医学历史的，有介绍各种补充替代医学的，还有6卷《希波克拉底文集》（共8卷，缺少两卷），以及1946年一位美国学者撰写的《希波克拉底的智慧》。这些在那时候看来价格不菲并且在中国几乎无法获取的图书，都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美国朋友赠送的这部《希波克拉底文集》，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的，希腊文与英文对照，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非常好的一个版本。我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阅，目的只有一个，在古希腊医学中，是否有和针刺相似的治疗手段？到最后，得到了我最满意的答案：没有！在确认了其他古代医学体系中没有与针刺疗法相同或类似的方法之后，就开始思考是何种因素促成了针灸在中国的产生，因此才有了2001年在英国出版的《针道自然》（Acupuncture: Visible Holism），2012年主编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针灸交流通鉴》历史上下两卷，以及发表的一些关于针灸早期历史和对外传播史的中英文文章。这本书开篇中的许多内容就是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
历史如果回过头去看，就是一个个机缘巧合的串联。如果没有二十年前的追问，如果没有美国朋友的慷慨馈赠，就不会有后来关于针灸起源的研究成果。而这本书的出版，更是得益于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北京广济中医医院王志华院长，从最初安排节目录制到音频向文字转换，再到后期开篇的文字整理和修改，都提供了宝贵支持。这本书最后以如此快速和完美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都要归功于本书的责任编辑马可为女士，因为朋友圈的一篇编辑手记而结缘，才有了和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的合作，也才有了这本书的名字——《问道针灸》！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对所有支持和帮助这本书出版的朋友们表示最衷心地感谢！也期待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针灸，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能使更多人的身心受益于我们先人伟大的创造。
2017年10月于北京龙湖好望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