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艾灸通说》看看人家把中国医学研究到什么程度你不得不赞叹

作者:艾匠 2018-04-16阅读:4282次


《艾灸通说》是日本江户时代名医后藤艮山〔1659-1733年〕之弟子、门人对其学术观点之笔录。后藤艮山是德川中期医家,艮山认为”万病在于一气留滞“,治疗要诀在于“气顺”。


日本宝历十三年(1762年),中国乾隆二十七年,《艾灸通说》刊行于世。《艾灸通说》传入中国后,湮没于中国医著的浩翰书海之中,声闻一度不彰,直到上世纪才逐渐被一些针灸辞书或讲义收录引用,注意到它的学术价值。下面介绍该书在灸疗方面的独到之处。


NO1

藏艾三年,捻卷成炷


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新鲜艾叶内含挥发性油质较多,灸时火力过强,易伤人肌脉。故历来以收藏3年以上者为上品。

对此,后藤采取先贮藏后加工的方法:其法是“四五月间,连茎刈取,曝干收叶”(《艾灸通说-制法精粗》),并不立即加工,而是先予贮藏,经二三年后取出,再予捣碎加工。


久藏的艾叶是否霉变,仅仅观其色泽,闻其气味,并不能完全判定,必须经过口嚼,尝其是否有霉烂味才能确定,如艾叶、口嚼气味俱脱者,慎勿用之。


后藤为制作艾绒制定了十分细致的质量标准:选出洁净者,放入石臼中,用木杵捣碎,筛去杂梗、泥砂,再晒再捣,所谓筛去黑滓十次,风日透干亦十次。直至艾绒颜色淡黄,质地细软,才能充作药用。这种艾绒易于燃烧,气味芳香,温暖透达,能发挥温通经脉、行气活血、散寒除积之功。


艾炷的卷制——后藤的方法是:先将艾绒烘干,再用“纸卷压转”,使之“细长如火叉状”,用时用剪刀剪取,使艾炷的一头呈斜尖型,另一头平直,将纸揭去后,艾炷齐整,“毛茨不起”“根下平正”。这种方法制作简便,艾炷不松不紧,火气温和,徐而不急,不致爆烈扩展,延及非灸组织,使人较易忍受灼痛。


现在,虽已很少使用直接灸法,但这种火气温和持久的方法同样适用于隔姜、隔蒜等间接灸,而后藤制艾过程中所具的巧思,也颇具启迪性。

NO2

小炷多灸,中病即止


后藤认为,艾炷大小均以鼠粪麦粒大为宜。孙思邈说:“灸不三分,是谓徒冤,炷务大也。”故隋唐以来,艾炷有“务大”的倾向。


后藤认为艾炷不可偏大。他说,“自予观之,大者痛楚苦恼,不可堪也”,病人难以坚持治疗。故灸疗治病宜以小炷多壮为原则。对此,他力辟古人陈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王执中说“腹中疝痃癖伏梁等,唯须大艾炷”,此语被广为引述,而大炷治积则被普遍遵从。


后藤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今治积聚沉痼,乃炷小而壮数多者,为胜于炷大而壮少者矣”,即或深积大聚,须用大炷,也宜先予小炷进行试探,“须渐粗”,每壮递增之,让病人在逐渐适应中增加灸灼量。


历来中医在灸炷的多少上采取预拟壮数的方法,古书中不乏“发热,灸大椎二十壮;牙痛,灸合谷三十壮”一类记载。后藤认为,预拟壮数刻板而不识通变,施灸一如用药,也应“以知为住”(《艾炷大小》),中病即止,同时密切观察病人反应,对灸治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当洞烛机先,有所防范,“宜早就事斟量之”。


NO3

灸治于外,神应于中


后藤认为,盖疾病发生乃“元气疲于大寇,不自能冲阵”,而艾灸之功在于扶助元气,“元气扶伤,勃然与之戮力,遂以去其邪。故灸治于外,神应于中;元气存则神能使气,气行血畅则阴阳调和,自能愈疾”。


所以,无论怎样“沉滞久痼”之疾,只要元气尚存,都可以外引灸火为“援兵”,“保元气于险地”,在这种情况下,扶元益气,须日积月累,以期“元气得势”,发挥作用,则“自可以补充其诸虚不足之地也”,提醒您切不可轻易放弃治疗。反之,如果元气大亏,神不使气,病人“就虚分死”,预后会十分恶劣。


“凡病者,惟元气之所当自治者也”。艾灸治病就是调动体内自身具有的抗病能力,或予鼓舞,或予培养,故灸疗过程中,应以固护元气为圭臬,存得元气则存得生机。

所以,对于症情轻微之疾,则不宜施灸,因为火气入经,病受少而人受多,反而戕害元气,此时唯须“避风寒、节饮食、省思虑、远房欲”,“俟元气恢复,其疾自愈”。

NO4

艾火非燥,温而能润


后藤说:“今之医家,谓以灸干耗血精者,何足以语治病养生之术哉!“那种认为艾灸之性大热,耗人津血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其实,艾火热而非燥,温而能润,“孤行虽微,内治有力”,能够解表通里,消积化滞,活血化瘀,攻去疝,并能促进消化,增进食欲,化生气血;火气虽热,施之于外,神应于内,有如“火焙粢糕,中心温润”,并无伤津耗液之弊,却有补阴和阳之功,非但寒证可灸,“骨蒸劳瘵”,阴虚之人,以及“血精元气虚乏,阴阳两虚诸不足者”均可用之。甚至“浮数之脉”,阳热实证,亦可酌情施为。


后藤对艾火性质“非燥”的定性,对于消除艾火燥热的偏见至今仍然不乏积极意义。

NO5

立足临床,破除迷信


古人针灸有日厌、月忌、日杀、月形、四激、六害等禁忌,经唐代孙思邈、王焘等人提倡,无论在中国或在日本,一直被针灸医生莫名其妙地遵守着。后藤认为,这一类避忌“愚而无稽”,毫无根据,“皆是阴阳先生术家之腐谈也”,结果使医生“束手就困,大觉妨碍”,耽误治疗,贻害病人。


他直言无忌地对古代名医提出批评,这无疑来自治病救人的道德勇气;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大风、大寒、大暑、大雨、雷电、虹霓之时不宜施灸,”因为此时自然界阴阳之气逆乱,灸之可能导致气逆、血滞等后遗症。当然,如遇紧急情况,当用则用,救人为急,则不当拘此。


另外,他认为中国自宋明以来流行的五运六气之说,皆是杜撰无用之言。“绝无益乎医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治疗过程中念咒、颂经等法均与愈疾无关,应当摈弃。他提倡一类有利于益元气、养精神的方法,如灸前静养、禁房事,灸后“远眺高山大岭以开畅郁气”等。


看来,他从中国“拿来”医学的时候着实是运用了脑髓,有些眼光,有所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