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医界在运用大剂量药物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也收到了很好的临床效果，但同时也存在盲目扩大用量甚至滥用的趋势，所以朱良春先生认为，中药用量与疗效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朱良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疗效随用量增加而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当前道地药材日益减少，临床所用中药大多为人工栽培，质量有所下降，按照以往的习惯用量往往难以收到相应的效果，所以需要相应增大用量，方能收到相应的疗效。另一方面，突破惯性用药经验，大剂量用药，有时可能产生新的作用，甚至收到神奇的疗效。如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中黄芪用量达四两之多，《验方新编》四神煎亦重用黄芪、石斛、远志、牛膝治疗鹤膝风，可以说是大剂量用药的典范。
例如益母草，辛苦微寒，主要作用是活血调经，虽然《本经》曾提及“除水气”的作用，但后世应用者很少，或认为消水之功，并不显著，其实这是没有掌握好其用量的缘故。据朱良春观察，益母草的利尿作用，每日用到 30～45 克尚不见效，须加至 60～75 克，始奏明显之效。90～120 克时其效更佳，尝用以治疗急性肾炎之尿少、浮肿之候，常一剂知，二剂已。
又如穿山龙，味苦，性平，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均有调节作用，所以近年来成为治疗风湿类疾病的妙药。根据《中华本草》谓其干品用量为 6～9 克，《中草药手册》多为 15 克，少数达30 克，东北地区常用量也为 15～30 克。但根据朱良春经验，若要取得较好的疗效，其用量须 40～50 克，30 克以下收效不明显。
“效”“量”成正比的原因朱良春认为，中药用量要从多方面因素来考虑，但要它发挥新的作用或起到特定的疗效时，就必须突破常用剂量，打破常规，才能达到目的。正如孙台石在《简明医彀》所说：“凡治法用药有奇险骇俗者，只要见得病真，便可施用，不必顾忌。”又如戴复庵在《证治要诀》提出，“药病须要适当，假使病大而汤小，则邪气少屈，而药力已乏，欲不复治，其可得乎？犹以一杯之水，救一车一薪，竟不得灭，是谓不及”。
其次，增大剂量能加强疗效或产生新的作用，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总的来说符合“量变引起质变的原则”。不过，加大剂量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限度内确定，才能由合理的数量变化引起良性的质量变化，否则缺少一定的条件，超过一定的限度，这种由量变转化的质变，就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甚至严重的后果。如槟榔用 75～90克是起驱虫作用的，但如再加大剂量，患者的机体适应能力将不堪忍受，而出现休克或严重的后果等。
应用大剂量药物应遵循的原则
增大剂量，不是盲目的，胡乱肯定的，而是在古今文献资料线索基础上，或是根据民间实践经验的事实，通过临床实践、系统观察才提出的。例如用大量荠菜治疗尿潴留，一方面民间流传有此经验，一方面现代药理分析证实其有直接兴奋子宫、膀胱平滑肌的作用，所以大量使用它治疗尿潴留是完全可靠的。增大药物用量，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新的功能，还要有选择性、目的性，尤其是必须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因证选方，随证加味，不能简单草率，以免偾事。如使用大量刘寄奴治疗丝虫象皮肿，具有捷效，但其专入血分，走散破血，凡气血较虚，或脾胃虚弱，易于泄泻者，即宜慎用。因此，不是所有药物加大剂量，都会加强或产生新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因为增大剂量可以加强疗效，就忽视了小剂量药物的作用，形成滥用大剂量的倾向，既浪费药材，增加病人负担，还会对机体造成损害。
药贵中病，疗效的高低，决定于药证是否切合，合则奏效。中药的用量，主要是根据患者的体质、症状、居住的地域、气候和选用的方剂、药物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所以，朱良春特别强调，在深入挖掘和研究大剂量药物与疗效关系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小剂量药物的应用，因为小剂量亦能愈病，因轻可去实，四两拨千斤。正如戴复庵所说：“二者（太过与不及）之论，唯中而已，过与不及，皆为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