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强 南京中医药大学
原题《用文化守护中医》
现在很多中医界人士对文化不以为然，认为中医靠临床疗效来获得安身立命之本，与文化有何关系？所以，中医文化学界看似热闹，实则频遭冷眼，甚至被认为不务正业。
岂不知，中医面临危机，核心并不仅在于临床疗效，近代以来临床疗效颇佳的中医多次遭打压和摒弃就是明证。再如昆曲、京剧等皆是国粹，但它们的发展却并不顺遂。一件事物的暗淡往往并不取决于事物本身，而在于它所依附的文化是否依然有生命力。前一段时间到日本京都大学参加日本医学史大会，亲眼看到一位日本女学者穿和服到场，以示隆重，漫步京都大街小巷，也时常看到身穿和服者，日本和服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事实上，中医面临的危机也是其文化的危机。近代以来，西学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大规模涌入中国，中华民族遭遇亘古未遇的重大危机。面对国势陵夷、民族危机，中国的觉醒者敏锐地认识到在军事、政治、经济危机的背后，中华民族面临的更为深刻的危机是文化危机。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曾深刻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郑师渠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化消亡势必使民族遭受灭顶之灾，“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仅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而且还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更重要还在于有赖以自立的民族‘元气’，这就是各国固有的‘文化’……西方侵略者不仅致力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更可畏的是还试图从文化上亡我中国……一旦文化澌灭,民族‘元气’尽消，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即陷于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这种文化危机同样渗透到中医药领域。
仔细考察近代以来攻讦中医者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其从抨击中医的器物、技术层面入手，进而触及中医的文化内核。一开始对中医的抨击还在于器不如人、技不如人。1872年，颇具影响力的《申报》刊文评判中西医道：“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其于人之一身，内而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详细千百倍哉。”后来对中医的抨击则意欲从文化根本上予以彻底颠覆。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对中医极其排斥，其从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入手彻底否定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藏，果不错谬乎？”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曾贬斥中国传统医学云：“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气’之果为何物也。”
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医学作为与文化紧密相融的医学形态，是一种天然的本真存在，所谓的“科学”焦虑与“文化”解读无从谈起。最初，受“科学”思潮的影响，中医界面对西学挑战所带来的窘境和困惑，并没有从文化品性来释读中医，而是着重于从技术层面寻找原因。对中医学进行文化解读，正是中国学人面对民族文化危机所进行的深层次自我观照和文化救赎。攻击中医者欲从文化的根本上彻底拔除中医，促使中医界学者从文化上对中医予以辩护。针对余云岫之流企图废黜《内经》的错误思想，中医学家恽铁樵于1922年发表了著名的《群经见智录》，以阴阳四时五脏气化之说为纲，反复申述医家之阴阳五行与阴阳家之五行说有本质的区别，绝无虚妄迷信成分，据理驳斥了《灵素商兑》否定中医理论之谬误。医界哲学家杨则民《内经之哲学的检讨》（1933年）首次提出中医是“辨证法”，用辩证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分析中医学，从全新的层次和角度批驳了将阴阳、五行学说视作迷信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张扬文化大旗以守护中医之肇端。随后，任继愈的《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从〈黄帝内经〉来看中国古代医学的科学成熟》（1956年）、冯友兰的《先秦道家思想与医学的关系》（1959年）等皆是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医予以呵护。
时至今日，中医文化研究已蔚为大观，可以说是中医之大幸。中医需要临床医生治病救人，弘扬医术，他们是中医存在并焕发生机的明证。但在当前文化冲突和转型的当下，中医离不开文化守护者。让我们用疗效来证明中医，用文化来守护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