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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时间医学可追溯到2000年前《内经》时期就奠定了基础，经历代医家不断丰富发展，已日臻完善。纵观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学说，无不包含时间医学的内容。中医时间医学就是用中医理论来阐述人的生理，病理节律变化，并运用这些节律变化来诊断疾病，选择有利时间进行治疗和预防疾病。《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曰：“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尚指出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发病时间和传变规律。根据不同时间症状，脉象和色泽的变化，可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对疾病的防治，《内经》强调“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因四时气候不同，防治疾病的原则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种因时施治，择时防病的观点为历代医家所遵循。
中医时间医学在对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均有它的特点。东汉张仲景通过长期临床观察，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不仅认识到许多疾病的时间节律，而且提出了择时治疗的原则。如阴虚病的年变动节律是“春夏剧，秋冬差”，妇人淤血崩漏的昼夜节律是“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干燥”。此外，对寒热、谵狂、劳病、黄疸、疟疾等疾病变化的时间节律都进行了论述。对六经病缓解痊愈的时间节律性论述尤祥，指出六经病的病愈或转到另一经的周期是6—7天。六经病的缓解各有不同时辰，“太阳病欲解时，从已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戊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认为这些节律变化的原因，是阴阳变化的结果。在择时治疗上，提出了运用汗、吐、下法的适宜时间，主张“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张氏这些主张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金元医学四大家运用得十分娴熟，倍加推崇。
李东垣根据“时不可违”，“勿伐天和”的原则，主张春天患病者，于所用药内加清凉风药，夏天患病加大寒药，秋天患病加温气药，冬天患病加大热药。并制定了春天宜服补中益气汤；夏天宜服清暑益气汤；秋天宜服升阳益气汤；冬天宜服神圣复气汤。季节不同，加减用药也不同，如羌活俞风汤，在望春，在大寒之后服药时，宜加半夏、柴胡、人参；在夏季之月服用，宜加防己、白术、茯苓；在望夏之月服用，宜加石膏、黄芩、知母；在秋处，大寒之后，宜加半夏、厚朴、藿香、桂枝；霜降至望冬，加附子、官桂、当归。李氏的按季节选方用药的原则，至今指导临床仍有实用价值。在民间代传名老中医，亦有按季节选方的原则，即春天宜服参苏饮；夏天宜服五积散；秋天宜服藿香正气散；冬天宜服十神汤。择时治疗历代医家非常重视，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已故名医蒲辅周认为，一切外感病，称时病，也称六气为病，二者是统一的。治疗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性，一年12个月，有六个月的气候变化，即风、火、暑、湿、燥、寒。春季时病有风湿、寒疫；夏季时病有温热、暑病、湿温；秋季时病有温燥、凉燥；冬季时病有冬温、伤寒。应根据发病季节辩证治疗，蒲老运用时间因素治疗疾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如54年石家庄流脑大流行，蒲老以白虎汤主治，取得满意疗效。56年北京流脑大流行，医疗队效仿蒲老的治疗方法治疗却无效果，后请教于蒲老，蒲老认为治病要了解发运的变化，54年天气干燥、暑热偏胜，故用清泄暑邪法能获救，56年湿气偏胜，暑邪夹湿为患，当清暑热，通阳利湿法治疗，验之果效。
结语：认识疾病的目的，在于驾驭疾病，认识疾病与时间的关系，在于了解疾病的传变规律，掌握它的传变，转化与欲解向愈的时间，在有效的时间内采取积极措施，使疾病向有利人体的方向发展。所以，时间与治疗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因时施治是根据不同发病时间，来考虑治疗原则，在辩证确定治疗原则时，首虑时间因素，以提高治疗效果。择时治疗是选择最佳时间治疗，病人在这个时间治疗，效果显著而无副作用。因此，受到历代医家重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时间医学宝库中的一笔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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