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平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中医理论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呢？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像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有那个能生长庄稼的土壤。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让狼吃了。所以手执长矛打猎在现代人就是不可想象的。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像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任谁也干不出秋天种玉米的事。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作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历史遥远，总让人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枳，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让马上拿15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心急如焚，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星火赶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400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沓查验单，院长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另一家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从国外拿回来的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运用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国外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像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呢？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按着书本给人看病，中国西医更侧重个体实际，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式的出发点，显得像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性的医学。
一位网友说她的一位眼科医生朋友世界著名，许多国家请他去，他都不肯离开中国。因为他之所以世界著名，是因为他是世界上做眼科手术最多的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令国外同行羡慕不已。如果离开了中国，他就会像外国同行一样，一年也做不了几个手术，只能研究书本，他的业务水平不仅不会长进，还会停滞或倒退，所以他清醒地认识到他不能离开中国这片土地。
有一天，我和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一位从北京回来探亲的医生。朋友就向他咨询自己的肾病。他是西医，常做手术，问到一系列的检验指标，告诉朋友要注意肝胆，并讲到肾与肝胆的关系。朋友说她的胆被摘除了，没有注意的问题了。医生顿时拉下脸来说：“我说的脏腑关系不是西医的。”我在一旁笑了，心想，如果外国医生到中国来行医，一准糊涂，因为在中国中西医界线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国人治病的方式和治病结果也会把外国医生搞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