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中医药大学马东
升降散，一般认为是清代医家杨栗山所创，实际上可能最早见于明代张鹤腾所著《伤暑全书》。此书收集了历代医家的治暑良方，升降散是其中之一。张鹤腾指出，“凡患温疫，未曾服他药，或一二日，或七八日或至月余未愈者”，皆可用升降散治疗。《中医方剂大辞典》云：“升降散，方源《伤暑全书》卷下⋯⋯炼蜜为丸，名太极丸。”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云：“是方不知始自何氏，《二分晰义》改分量变服法，名为赔赈散，用治温病，服者皆愈，以为当随赈济而赔之也。予更其名曰升降散，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名曰升降，亦双解之别名也。”可见升降散并非杨栗山创制，但后世医家对此方的推崇与杨氏的发挥运用是分不开的。
杨栗山，名璿，字玉衡，今江苏溧阳人。杨氏学有渊源，上溯《内经》、《伤寒》，于诸家经验亦融会贯通。在温病病因学上，继承和发挥了吴又可《温疫论》之杂气学说，并且指出杂气的病理特性为毒火兼秽浊，使笼统的杂气概念更加明确具体。但在阐发温病病机时，杨氏并没有附会吴又可的“膜原说”，大胆指出：“又可《温疫论》以温病本与杂气，彻底澄清，看得出与伤寒判若云泥⋯⋯独惜泥在膜原半表半里，而创为表证九传之说，前后不答，自相矛盾，未免白圭之玷。”杨氏深受《伤寒论·平脉篇》中“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和张璐《伤寒缵论》中“伤寒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发出气分”的启发，提出“杂气由口鼻而入三焦，怫郁内炽”的病机说，认为“温病得天地之杂气由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走而复合，受病于血分，故郁久而发。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形成脏腑经络、上下内外一切毒火之证。”
杨氏认为，温病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治疗上“非泻即清，非清即泻”，若用辛温解表是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因此，杨氏师法刘河间、王安道，以双解散、凉膈散、三黄石膏汤等为主方。同时他十分推崇吴又可“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并深得喻昌旨趣，指出：“温病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他博采前贤经验，结合个人临证体会，创制了以“轻则清之”为法则的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凉膈散、小凉膈散、大复苏饮、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等八方，以“重则泻之”为法则的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等六方，再加上升降散，共十五方。
升降散“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为饮，蜂蜜为导，药味虽少，六法具备，而方乃成。考诸本草而知，僵蚕味辛苦气薄，喜燥恶湿，得天地清化之气，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胜风除湿，清热解郁，从治膀胱相火，引清气上朝于口，散逆浊结滞之痰也。其性属火，兼土与木，老得金水之化，僵而不腐，温病火炎土燥，焚木烁金，得秋分之金气而自衰，故能避一切怫郁之邪气⋯⋯故为君。夫蝉气寒无毒，味咸且甘，为清虚之品，出粪土之中，处极高之上，自感风露而已。吸风得清阳之真气，所以能祛风而胜湿；饮露得太阴之精华，所以能涤热而解毒也。蜕者，退也，盖欲使人退去其病，亦如蝉之蜕，然无恙也，亦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为臣。姜黄气味辛苦，大寒无毒，蛮人生啖，喜其祛邪伐恶，行气散郁，能入心脾二经建功辟疫，故为佐。大黄味苦，大寒无毒，上下通行。盖亢盛之阳，非此莫抑，苦能泻火，苦能补虚，一举而两得之⋯⋯故为使。米酒性大热，味辛苦而甘。令饮冷酒，欲其行迟，传化以渐，上行头面，下达足膝，外循毛孔，内通脏腑经络，逐邪气无处不到⋯⋯故为引。蜂蜜甘平无毒，其性大凉，主治丹毒斑疹，腹内留热，呕吐便秘，欲其清热润燥而自散温毒也，故为导。
盖蚕食而不饮，有大便无小便，以清化而升阳。蝉饮而不食，有小便无大便，以清虚而散火，君明臣良，治化出焉。姜黄辟邪而靖疫，大黄定乱以致治，佐使同心，功绩建焉。酒引之使上行，蜜润之使下导，引导协力，远近通焉。补泻兼行，无偏胜之弊，寒热并用，得时中之宜。”因此，杨氏治疗温疫非常重视升降散的运用，以其为十五方之总方，“轻重皆可酌用”。
综观杨氏十五方，共用药五十味，均以僵蚕、蝉蜕为主药，取其轻清宣透，以升阳中之清阳；黄连、黄芩、黄柏、大黄等苦寒之品仅次于僵蚕、蝉蜕，取其清热解毒、攻下逐秽，以降阴中之浊阴。后世医家对杨氏温疫十五方尤其是升降散评价甚高。如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曾云：“治疗急性病，尤其急性传染病，要研究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余治温疫多灵活运用杨氏温疫十五方，而升降散为其总方。治温疫之升降散，犹如四时温病之银翘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