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上市两年的老齐并没有获得他期待已久的自由和幸福，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已经如此富有却并不自由。不久前，他身边一个朋友患上严重的抑郁症自杀了，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开始思考为什么那个朋友在外人眼里才高八斗志得意满，却丢下一对孤儿寡母和大好前程，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一个这么成功的人却活得并不快乐？老齐忽然觉得自己同样既不快乐也不自由，他该如何让自己得到快乐和自由？
在上一期老齐的故事里，笔者曾提到：第一，自由是归属和孤独之间的平衡关系；第二，财富对于自由的边际效益递减；第三，自由分为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通过“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而积极的自由可以通过自发的“爱”和“劳动”建立与世界的新的联系。
自由的高点与自我的高点
老齐刚有钱后的生活，就是可以更自由地购买。首先是换车换房，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老齐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喜欢把名牌的logo穿在显眼处，虽然那些名牌穿在他身上很不相称，也并不比棉衣麻布穿着舒服。这种买买买带来的快乐很快就消失了。房子越来越大，家庭关系却越来越疏远，再大的房子也只会让他觉得冷清落寞。从小节俭的习惯让他看着大量买回来却不穿不用的昂贵奢侈品就浑身不自在，等他的财富开始翻倍增长后，他反而不觉得自己还需要那些昂贵的衣饰来衬托自己了。过了一个平衡点之后，凡是财富能解决的事情都变成了小事。财富解决不了的问题反而有增无减，这也是老齐越来越感到身不由己的原因。物质的自由虽然解决了，然而精神上的自由却并没到来，老齐依然不快乐。
钱财的增加只能提高物质上的自由，但财富对自由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我们把社会生活中人的极端状态标注为健康态和神经症态。健康态通常从两个方面定义，首先，从功能社会的观点看，健康态就是一个人圆满完成了他在既定社会中所要扮演的角色—能够按照特定社会的时间要求工作，参与社会再生产，能够组建并供养一个家庭；其次，从个人角度看，健康态的常态就是对于个体有一个最适合个人成长和幸福的环境。
前者从社会必要性角度出发，后者从个人存在的价值及规范的角度出发。与健康态相反的另一端就是神经症态。健康态的人很好地适应了社会，代价是放弃自我，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个体性和自发性则可能丧失了；神经症态则是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一直持不肯放弃的状态，但可以肯定，挽救自我的企图并未成功，也无法有效表达自我，却借神经症状和幻想生活获得了解救。从自由的角度看，神经症态代表着自由的高点，健康态代表着自由的低点，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高点与低点的连线上占据某一个位置，越是健康态的生活越是接近机械化的强迫活动。
无处不在的权威
人在社会上，总是需要按照角色的要求履行这样那样的社会职责，自由必然是受限的。一个人在面对与自我完全分离的外部世界时感到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和孤独状态时，必然面临两种抉择：要么退缩，放弃自由，试图通过消弥个人自我与社会的鸿沟克服孤独无助；要么朝着“积极自由”前进。所谓积极自由就是自发地在爱与劳动，在劳动中与世界相连，能够在真正表达自己的情感、感觉、思想中与世界相连，努力成为一个与人、自然、自己相连的人，同时无须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与完整。（Erich Fromm，1941）
所以自由归根结底来自关系，人通过关系来克服怀疑感、无力感和孤独感。自由来自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然而越是完美的关系越是不自由的，完美的关系必然通过“臣服”与“妥协”，甚至“权力”与“控制”来实现。换言之，要么完全控制这个世界，要么完全被这个世界控制，而这两件事都是难以完全实现的。人无法通过建立绝对完美的关系获得绝对的自由。当一个人期待与整个世界的一切人和物均建立和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的自由度必然是受限的。因此，越是从社会角度看似完美的人生，越是压抑的人生，这也是很多成功的社会精英罹患抑郁症的原因。人只能在关系和自由中寻获一个令自己接纳的平衡点，恰如自由是在归属与孤独之间的平衡点。
归属自然离不开权威，权威并非像拥有财产或具有某种肉体特征那样是人所拥有的某种特性，而是来自关系，来自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优势。
权威有合理性权威，也有抑制性权威（Inhibiting anthority）。权威正是对自由的束缚。这种束缚一部分来自外在权威（神明、领袖、政府律法、社会伦理⋯⋯），另一部分来自内在权威（职责、良心、超我⋯⋯）。当一个人试图摆脱某种权威时，总是难以避免地倾向于寻找另一种权威。从新教伦理到康德哲学，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伴随社会演进以及科技进步，现代思想的发展逐渐以内在权威取代外在权威。
权威从来没有消失过，不知不觉间，“匿名”权威取代了公开权威实行统治。匿名权威装扮成“常识、科学、心理健康、道德舆论⋯⋯”。在外在权威中有命令和发布命令的人，人可以与权威作斗争，个人的独立与精神勇气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即使在内在权威中，命令虽然是内在的，但人仍可以看得见；而在匿名权威中命令与命令者全都踪影全无，就像受到了看不见的敌人的攻击，任何人都无还手之力。（Erich Fromm，1941）
精神自由的尝试
财富的增长让老齐感觉周遭的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偶尔在朋友圈还敢胡言乱语，后来那种忽然暴增的超乎寻常的关注度让他感到极不自在，他开始担心自己说的话会不会让别人发现他读书不多，他晒的照片会不会让别人嘲笑他是暴发户，他忽然期待获得别人“由衷”的认同。他那久已失落的存在感在朋友圈失而复得，让他既欢乐又恐惧。
老齐认为他需要弥补基础教育的缺失。于是有一段时间老齐迷恋上了读各种商学院，对自己所受教育不足的长期懊悔始终让他自信不足，这也促使他不停报读各种总裁班、领导力班，甚至国学班、艺术班，参加各种海外游学，甚至辟谷灵修寻求心灵成长，一样都不肯落下。走进课堂无疑带给他很大的快感，弥补了年轻时缺少学校教育的缺憾，开拓了新的视野和思路，特别是学校的学员平台也给他带来了新的归属感。不过热忱总是很快过去，特别是越往后他越感觉商学院师资参差不齐，知识的折旧速度越来越快，以及学员也越来越功利，其他杂七杂八的研修体验班有时神神叨叨的，也会让他无所适从，甚至有些反感。
为了获得精神自由，老齐不断尝试。
老齐虽然学历不高，但还是非常好学，多有涉猎使老齐的智慧增长，加之实践中的总结学习，老齐的自信也不断提升，自信带来了内在权威感的提升。他甚至还经常受邀去论坛、研讨会发个言，有时他的肺腑真诚和质朴反而让他挺受欢迎，不管怎样，获得认同总是带给他一种满足感。虽然他不确定这份认同到底来自财富增长，还是来自他不断学习获得的知识和智慧，但无论如何，他的财富对于他主张的经营理念和做人哲学总是成功的佐证。
老齐周围的一些朋友有宗教信仰。这让老齐觉得他也应该信仰点什么，不过从小接受的无神论教育让老齐对宗教总是将信将疑。但老齐是信命的，他总觉得有什么力量在左右着他的人生。他和周围的人相比既不是最聪明的，也没什么学识，其貌不扬，家世背景就更加谈不上，可是为什么偏偏他成功了，老齐有时想难道真的有神明什么的存在？或者是前世修的福报？老齐一直觉得他应该信仰什么，他对那个冥冥中的力量还是心存敬畏。于是老齐见神就拜，佛祖、上帝、耶稣、穆罕默德，老齐一个都不放过。只要进到寺庙或者教堂，老齐一定大方布施加顶礼膜拜。
心底的缺口
年近六旬，身体状态不断下滑也让老齐异常恐惧，体检报告上标示成红色的，如报表上赤字一般赫然的指标，都让老齐的无力感与日俱增。为了抵抗衰老，老齐也挤进了各种跑团、马拉松、越野徒步的行列，他需要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觉他还年轻。不管是多巴胺的功效也好，群体的归属和认同效用也罢，积极运动还是让他有些收获。每每照着镜子感觉那些本已萎缩了的肌肉又鼓胀起来的时候，他又重新获得一种力量感，这种力量感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衰老的无力感，但衰老的蛛丝马迹还是从不同的角度悄悄显露出来。
如果积极的自由需要通过自发的爱和劳动来建立和世界的新的联系，一直积极投身工作的老齐忽然有一天意识到他的世界最大的缺口竟然是爱。他发觉他既缺乏爱的意识，也缺乏爱的能力，正是爱的匮缺阻碍了他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在这个世界上，有谁的世界没有缺口呢？有谁真的圆满了呢？也许推动这个世界不断发展的动力恰恰是埋藏在人类心底的缺口，只是有时人们对缺口并不自知罢了。
人生是个过程，是肉体成长、维持、衰落的过程，同时伴随着精神的成长、再成长、不断成长的过程，或者出现偏差、停滞、自限，甚至自我麻醉、淡漠乃至崩溃⋯⋯可见精神轨迹才是人生之重。精神的成长、稳定和升华来自于体验的丰富、持续的思考和对世界的再认识，所谓知行合一。体验与现实的不断互动变迁，三观和行事作风的统一发展，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主旋律。
成长的过程必然产生“追求”，这是各类体验中的自然反应。然而，追求的结果是否获得满足？或者说应不应该把“感到什么都不缺”作为追求过程的目标和核心？成长，尤其是精神成长，真正的核心也许恰恰是体验和精神的稳定发展与升华，最终提升对生而为人的综合认识。如果精神成长是无限的，那么理论上精神的自由也可以是无限的。
（作者是中欧家族传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欧首善财富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欧家族办公室首席架构师课程执行主任。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6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