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8日上午，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医药卫生领域共有30余个科技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从医院里走出来的这些创新大奖，包括红斑狼疮诊治策略、白血病的治疗、致盲眼病葡萄膜炎治疗、缺血性脑卒中防治、寰枢椎脱位的治疗、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健康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部分获奖项目的专家团队（排名不分先后），详细了解这些大奖背后的创新与改变。
葡萄膜炎诊治看创新研究■项目名称：
免疫性高致盲眼病发生的创新理论、防治及应用
■领衔专家：
杨培增，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教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委；擅长：顽固葡萄膜炎、巩膜炎等眼病；出诊时间：周二、周四全天。
■联合专家：
侯胜平、杜利平、迟玮、黄璐琳、周庆芸、蒋正轩、胡柯、于红松、王朝奎
“就像狮子一样只追一只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杨培增教授说，“葡萄膜炎就是我生命里的那只羊。”
这只羊，他已经整整追了30年，建立起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阐明了葡萄膜炎免疫和遗传发病机制，创新了葡萄膜炎的治疗方案，使葡萄膜炎治疗达国际先进水平，因此斩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葡萄膜炎是一种常见的致盲眼病，由于治疗非常棘手，葡萄膜炎也被称为“眼科的硬骨头”。这种疾病多发于青壮年，它的病因和类型多达100余种，发病机制非常复杂。虽然，近年来研究表明，葡萄膜炎与人体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但是，它确切的发病机制仍然不完全清楚，治疗效果也就不理想。
为此，杨培增带领其团队创建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18000余例）和最大样本库（16000余份），解决了葡萄膜炎精准诊疗研究中大数据库和生物样本缺乏这一关键问题，对葡萄膜炎临床诊治和免疫、遗传机制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总结和描绘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特征、进展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为制定科学防治策略奠定了基础。
以往，对于葡萄膜炎的治疗存在过度使用抗生素和辅助性用药等问题，在大数据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杨培增设计出系列免疫抑制剂辅以中药治疗的方案，针对不同类型葡萄膜炎进行“科学化、简单化、个体化”治疗，摒弃了传统治疗中抗生素的滥用和误用，治愈了数以万计的葡萄膜炎患者。
此方案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广泛推广应用，已使抗生素使用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95%以上降至目前的30%以下，显著提高了治愈率，大大降低了治疗费用，避免了由抗生素误用和滥用所致耐药性的发生。
有一本书叫《我是你的眼》，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杨培增，他在书的封面这样写道：“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广大葡萄膜炎患者，属于千千万万病人朋友！”
缺血性脑卒中有了救治新方案■项目名称：
缺血性脑卒中防治的新策略与新技术及推广应用
■领衔专家：
周华东，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脑血管病医院院长；擅长：脑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老年性痴呆的诊断和治疗；出诊时间：暂无。
■联合专家：
谢鹏、黄家星、张永红、王陇德、王延江、陈康宁、付建辉、华扬、张猛
“对于早期缺血性脑卒中的防治，我们做的只是沧海一粟。”作为项目牵头人，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脑血管病医院院长周华东教授联合7家单位、9位专家，历时20年，将近些年来对缺血性脑卒中防治的理念、经验和技术凝结，最终斩获国家科技奖二等奖。
“过去，防治缺血性脑卒中，我们重点关注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但现在，在此基础上，也该重视头颈部大动脉狭窄和斑块。”缺血性脑卒中又叫中风，是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数据统计，目前，脑卒中致残患者高达1580余万人，伴头颈部大动脉闭塞性病变的缺血性脑卒中是导致严重残疾与死亡的主要类型。
根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16）》，18425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头颈部大动脉闭塞性病变占到37.6%。这也就意味着脑卒中伴颈部大动脉闭塞性病变发生比例很高。
基于理念的更新，此次周华东教授带领的团队以伴头颈部大动脉闭塞性病变脑卒中为防治重点，可以显著降低严重致死致残性脑卒中的发生率。在周华东教授牵头下，早期救治新方案被提出！其中，包括使用脑卒中早期rt-PA溶栓后静脉微泵输入替洛非班抗血小板治疗。这种治疗方案，一改过去的“单抗治疗”，能明显降低血管再闭塞发生率（2.4%vs22.0%），不增加出血风险，减少进展性卒中的发生，也是首次打破溶栓后24小时内不得进行抗血小板治疗的传统观点，在治疗理念上，不可谓不超前。
“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也许短短6到8个小时，就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命或致残程度。因此，早期诊断、早期溶栓非常重要。”目前，大坪医院已开启了“脑卒中绿色通道”，方便卒中患者率先CT、查血，进入溶栓手术。
研究团队还提出了3项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新技术：包括缺血性脑卒中超早期动脉介入溶栓取栓辅助球囊扩张技术；颈动脉高度狭窄支架治疗有限扩张技术；清醒状态下颅内动脉狭窄支架治疗技术。
其实，“想真正要把这个病控制下来，还需提高全民对脑卒中的知晓率，懂这个病，提高预防意识，这才是最关键的。”周华东坦言，卒中防治必须战线前移。
“北京方案”让骨髓移植容易些■项目名称：
单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关键技术建立及推广应用
■领衔专家：
黄晓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亚太血液联盟常委会主任；擅长：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感染和复发等各种移植合并症的诊断和处理；出诊时间：周一、四下午（特需门诊）。
■联合专家：
王昱、刘启发、张晓辉、常英军、赵翔宇、许兰平、刘开彦、闫晨华、莫晓冬
提到白血病治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都绕不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
2014年，黄晓军及其团队在移植后白血病复发及移植物抗宿主病新型防治体系建立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7年，单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关键技术建立及推广应用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骨髓移植，即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的最有效手段。按照传统理论，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一致。但这种相合的几率在父母与子女间只有1/2，兄弟姐妹间只有1/4。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多，供者来源就更加稀少。
所谓单倍型移植，简单说是在HLA不完全相合的情况下进行移植，父母兄弟姐妹都可以成为供者。但单倍型移植后排斥率高达70%~90%，抗宿主病发生率高，患者生存率只有HLA相合移植的1/3。因此，一直以来单倍型虽是研究的热点，但也同样是研究的雷区。
1994年，意大利医学专家Aversa首先实现了去T细胞骨髓移植。这样就不会出现抗宿主的问题，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感染排斥复发升高。
既然去T细胞骨髓移植不理想，那“我们能不能把T细胞的功能暂时管控起来，让它在早期不产生抗宿主病。等过一段时间它们适应了，我们再把T细胞功能放出来，然后让它慢慢去抗肿瘤、抗感染。所以我们锁定了G-CSF。”意大利的失败给了黄晓军启示。
G-CSF是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最早被用作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外周血内含有的T细胞数量是骨髓中的十几倍，但移植后发生抗宿主病的几率却并没有显著差异，因而有人推想，G-CSF使得T细胞的功能发生了改变。
1996年，黄晓军开始了他暂时管控T细胞的研究。
2001年，一位独生子病人在自体移植存活两年后复发，面对药石无效的窘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异体移植。”黄晓军回忆到，“但他是独生子，用G-CSF诱导免疫耐受，进行单倍型移植或许能成。”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单倍型移植病例。16年过去了，患者生存状态依旧良好。
截至2017年底，黄晓军所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已完成3400例单倍型移植病例，北大人民医院血液所接受单倍型移植治疗的标危白血病患者的三年无病生存率达68%~74%，高危白血病为49%，优于同期M.D Anderson、Johns Hopkins等国际著名移植中心。
2015年，国际会议上明确以“Beijing Protocol”即“北京方案”命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建立的单倍型相合移植体系。2016年，世界骨髓移植协会（WBMT）主席Kodera推荐“北京方案”作为缺乏相合供者的可靠方案。
烟雾病和难治性动脉瘤治疗新突破■项目名称：
外科术式改变脑血流的基础与临床创新
■领衔专家：
毛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脑血管外科学组组长；擅长：脑血管病和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周五上午（特需）。
■联合专家：
周良辅、徐斌、朱 巍、陈亮、宋剑平、倪伟、朱凤平、岳琪、雷宇
在全身各种疾病中，脑血管病向来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其中，难治性动脉瘤和烟雾病更是令人头疼的顽疾，在很长时间内缺乏令人满意的治疗手段。
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常务副主任毛颖教授领衔的“外科术式改变脑血流的基础与临床创新”，围绕这两种病开展研究，创新性实现神经外科手术突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难治性动脉瘤因病变累及颅内长节段动脉甚至多处大动脉，难以通过血管内微创手术介入治疗或常规开颅动脉瘤夹闭手术获得满意疗效。而毛颖所在团队首次采用脑血管重建术式进行治疗，让这一顽疾从“不可治”变得“可治”。
项目组还提出了“诊断分型”与“术式创新”两项针对性诊疗策略，使术后神经功能障碍率下降至4%，优于国外同期报道的10%~16%，完成了该病从“可治”到“治愈”的再次突破。
另外，烟雾病患者因为不明原因脑血管闭塞且慢慢加重，会反复发生脑缺血梗死或脑出血，如不能妥善处理，致死、致残率很高。
在缺乏这一脑血管病的系统研究与确切结论背景下，毛颖所在项目组建立了变“单根颈外动脉搭桥”为“多套颅外血管复合搭桥”的烟雾病脑血管搭桥手术新模式，并首创EDMS整套新术式。
经过6年前瞻性大样本临床研究，证实疗效明确。
毛颖领导的项目组还搭建了多模态评估体系，引入个体化血管重建新策略，使患者术后的神经及认知功能明显改善，再出血率1.9%，远期有效通畅率超过93%。项目组据此举办首届中国烟雾病大会并组织撰写了中国烟雾病专家共识推广。
此外，通过和这两种顽疾的斗智斗勇，项目组进行了桡动脉移植、流量个体化搭桥、计算机模拟血流重建等一系列技术创新，可以迅速而持久地改善脑血流。这已经成为国际标准术式。
术前因出血或缺血带来的神经损伤，项目组也系统阐述了神经损伤和功能重塑的机制，并创新提出了“血管干细胞培育”等三种治疗手段，以促进损伤的神经再生，取得了显著的临床前研究效果。
目前该技术成果已在全国32个省区市，200多家三级医院得到普及。
红斑狼疮进入基因诊断时代■项目名称：
红斑狼疮诊治策略及其关键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领衔专家：
陆前进，中南大学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红斑狼疮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擅长：红斑狼疮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研究；出诊时间：周一全天、周四上午，周二全天（特需门诊）。
■联合专家：
赵明、戴勇、张建中、肖嵘、吴海竞、龙海、廖洁月、李亚萍、汤冬娥
红斑狼疮，常被比作一匹爱咬女性的“狼”，凶残又狡猾，不仅侵害皮肤，“五脏六腑”跟着遭罪。可以说，从确诊的那刻起，就要做好和它斗争一辈子的准备，而如何精准诊断红斑狼疮，也一直是困扰各国科学家的世界级医学难题。
此次，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表观基因组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皮肤性病科主任，“湘雅名医”陆前进教授团队历经3年艰苦努力，研究开发出了一种特异性高、敏感性强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新型诊断标志物，这是在国际上首次将该病的诊断提升到了基因水平，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目前临床上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主要是通过临床表现结合相关的自身抗体检测来进行诊断，但存在一定的误诊、漏诊。”陆前进介绍，红斑狼疮跟狼一样“狡猾”，如果诊断不明，有些人可能反复奔波在皮肤科、风湿免疫科、肾脏科、血液科等科室之间无法确诊，甚至是孕程过半才发现自己患上红斑狼疮，从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甚至不幸失去宝宝。这也就越发凸显出红斑狼疮精准诊断的必要性。
陆前进教授团队通过研究发现，IFI44L基因甲基化可以非常明确地区分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与正常人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能够显著提高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的可靠性和准确度，从而为更加精准地实施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一名医生，首要的职责是在临床为患者解除病痛。”在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接触中，陆前进发现，更多育龄女性担忧的是她们是否能生育，是否会遗传给孩子。目前，红斑狼疮的治疗主要依靠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但激素是把双刃剑，效果明确，但长期大量使用存在很大的副作用，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感染等。
通过对激素用量的平稳控制及治疗方案的优化，在陆前进手下，女性患者成功受孕已不再是奇迹。至于是否遗传给下一代，陆前进指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同卵双胞胎患红斑狼疮的一致率为25%~75%，而异卵双胞胎患红斑狼疮的一致率为2%~9%，所以红斑狼疮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也有很多红斑狼疮患者的子女没有患病，说明遗传只是导致红斑狼疮的一个因素，子代是否发病，还与其他如环境、感染、药物等因素相关。
为了更好、更详细地记录和收集每一位红斑狼疮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组织标本，陆前进教授团队从2007年起，就建立红斑狼疮患者大型临床数据库，现大约3000例。该数据库详细记录了每位红斑狼疮患者每次就诊时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药物治疗情况。迄今为止，该数据库已记录了几千名红斑狼疮患者的详细资料。
此外，陆教授团队还领衔设计并实施了首个同时覆盖中国人群皮肤型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大样本、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首次发现红斑狼疮非特异性皮损为内脏器官受累的独立危险因素，从而为红斑狼疮重要器官受累早期预警及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全新策略。
34项诊断技术识别内分泌肿瘤■项目名称：
内分泌肿瘤发病机制新发现与临床诊治技术的建立和应用
■领衔专家：
王卫庆，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疑难杂症；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三上午。
■联合专家：
叶蕾、曹亚南、蒋怡然、苏为、周薇薇、姜蕾、孙首悦、朱巍、宁光
内分泌代谢疾病发病率持续攀升，其中内分泌肿瘤因其病种繁多、诊治困难，有人称之为“千人千面”，误诊漏诊率相当高，成为亟待攻克的新难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教授领导的“内分泌肿瘤发病机制新发现与临床诊治技术的建立和应用”项目组系统性建立34项临床诊断新技术，发现9种致病基因与分子标记物，提出新的分子分型，并建立4种新的治疗方法，实现了内分泌肿瘤的精准诊断治疗，指定专家共识并改写国际指南等方面取得系列重要进展，因此荣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和实体肿瘤不同，内分泌肿瘤不仅种类繁多，爱伪装，爱把自己藏起来，而且造成的激素紊乱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诊断不明确，治疗起来也抓瞎。
由于内分泌细胞遍布于我们的全身各处，可以分泌出几十甚至上百种激素。因此，内分泌肿瘤可以发生在体内许多器官和组织，临床表现极为复杂多变。
传统激素检测、影像学定位与病理形态学分析价值有限，再加之肿瘤的双重威胁难免累及全身，导致临床早期精确诊断困难，治疗效果不佳，致残致死率高。而内分泌肿瘤成功诊疗的关键是对激素分泌能力的精确评估、功能性肿瘤的精准定位与基于发病机制的个体化诊疗。
要想攻克内分泌肿瘤，首先要了解肿瘤的发生部位与分泌激素，王卫庆团队系统建立了22项激素动态试验，可精确评估激素分泌能力，同时建立了3项分段采血激素测定技术，精准定位肿瘤。通过精准诊断的技术创新，原发性甲旁亢患者的无症状患者比例从21%显著提高到52.5%，单侧原醛症阳性预测率达89.6%，原醛症分型诊断符合率达93.3%。
同时，为了进一步将疾病预防诊治的关口前移，团队建立了9项致病基因检测平台，开展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致病基因检测，使误诊率、死亡率与复发率下降约50%，肿瘤预测率达75.8%，通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致病基因的II代测序，其常见亚型的确诊率达95.5%至100%，且发现了4种罕见亚型，为此类患者提供了更及时的诊断机会。
寰枢椎脱位治疗有“谭氏技术”■项目名称：
寰枢椎脱位中西医结合治疗技术体系的创建与临床应用
■领衔专家：
谭明生，中日友好医院脊柱上颈椎病中心主任，国家名医名方重点研究室颈椎疾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擅长：寰枢椎脱位、颈椎病、颈椎和腰椎椎间盘突出症、脊柱创伤等疾病；出诊时间：周二、三上午。
■联合专家：
移平、郝庆英、杨峰、王文军、吕国华、田纪伟、谭远超、周英杰、王清
人体的脊椎有25节，从头连接到腰骶部，一根脊梁挺全身，少哪一节都是麻烦事。可在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只能解决其中24节的颈椎弓根固定技术问题，对于寰枢椎的麻烦却束手无策。
直到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主任谭明生联合全国6家单位，10位同行历时15年，最终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项目“寰枢椎脱位中西医结合治疗技术体系的创建与临床应用”攻下难关。
由于寰枢椎处于颅颈交界区，是连接生命中枢的要塞，有丰富的血管和中枢神经从中穿过。曾是脊柱外科、神经外科和耳鼻喉科苦苦琢磨近百年，却小心翼翼的“手术禁区”。由于缺乏有效的临床复位和内固定技术，很多寰枢椎脱位的患者最终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肢体瘫痪，甚至死亡……
1910年Mixter首次报道寰椎捆绑技术，至2001年前，国内外仍缺乏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约有1/2的患者进展为严重寰枢椎脱位，导致延髓生命中枢损伤，而文献报道的延髓损伤的死亡率可高达44%～71%。
直到1970年遇见脊柱的椎弓根螺钉技术，谭明生称其为半个世纪来骨科的革命性技术，其复位和内固定疗效有着很不错的临床效果。只是在2002年之前，人的25节椎骨中24节的椎弓根钉技术已有文献报道，但寰椎(C1)椎弓根钉技术还是束手无策。
2002年，谭明生琢磨着在寰枢椎找一个最佳的固定位置，“发现了寰椎类椎弓根解剖学新结构”，将中医“动静结合，筋骨并重”的小夹板固定原理融于西医临床实践，在国际上首创了“寰枢椎弓根钉技术”。谭明生将此形容为“借用中医的原创思维，取得优于单纯西医或中医的效果。”
“正常人的寰枢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转头、活动都没问题，但寰枢椎脱位的孩子，他们的寰枢椎是分离的，稍不留心转一下头，或者磕着碰着了，都可能有生命危险，错位的寰枢椎就压迫到了病人的神经系统。”谭明生介绍，中西医结合的手法最终解决了这个世界难题。
自此，这个直到21世纪初寰枢椎部位还被视为骨科手术的“禁区”，迎来了突破。截止到2017年初，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组的1218例病人通过寰枢椎弓根钉技术的治疗摆脱了高位截瘫，甚至死亡。该技术也被国内外同行称之为是目前上颈椎手术的“金标准术式”或“通用技术”或“谭氏技术”（The technique of Tan）。
目前，该项目技术已被写入CAOS成人急性寰椎骨折循证临床指南，自2004年该技术在美国Mayo Clinic(梅奥医院)临床应用，在全球31个国家广泛临床应用。
“一肝多用”缓解供肝短缺■项目名称：
肝移植新技术——脾窝异位辅助性肝移植的建立与应用
■领衔专家：
窦科峰，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肝胆胰外科首席教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擅长：复杂肝、胆、胰、脾及腹膜后良恶性肿瘤的外科治疗；出诊时间：周一下午。
■联合专家：
陶开山、岳树强、袁建林、韩骅、王德盛、杨诏旭、潘登科、曾代文、李霄
一个肝切成两半，分别植入不幸患上肝病绝症的两个24岁小伙子体内……
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成功实施的国际首例劈裂式“两人异位”肝移植术，13小时不仅救了两个绝症小伙，而且其中一位还成为罕见的“双肝人”。
2010年，从广州上学回老家后，张力（化名）面黄肌瘦，到西京医院检查发现肝部有问题。凑巧的是，在张力入院前一周，患上肝癌的甘肃小伙刘亮（化名），病情恶化、命悬一线时，几经周转也在此住院。
西京医院肝胆胰脾外科窦科峰教授介绍，张力被确诊为先天性肝豆状核变性，刘亮则是肝癌，但当时只有一个供肝，手术该怎么做呢？
经过精心设计，窦科峰教授决定把一个供体肝切成两半分别置入两小伙体内。
他们被同时被推进手术室。肝脏按30％和70％分割成两部分，肝顺利切割完成后，两人移植手术开始。
刘亮的手术，就是将坏肝摘除，将新肝脏重新植入。
张力手术较复杂，原来的肝还有部分功能可用，不需要全部摘除。但脾已经坏了，必须摘除。于是，医生将脾取出后，把供肝放在脾的位置，张力体内就有了两个肝。
13小时20分钟后，手术圆满成功。
据窦科峰介绍，传统原位辅助性肝移植需切除患者部分肝脏，存在创伤大、移植肝萎缩等缺陷，术后两年死亡率达23%。
根据肝硬化患者脾大脾亢特点，项目组变“传统原位”为“脾窝异位”，设计切除受体肿大脾脏、保留自身肝、将移植肝植入脾窝，解决移植空间小、血管不匹配等难题，建立“一体两肝”的肝功评价体系，成功治疗Wilson's病，首例患者健康存活10年。在此基础上开展首例劈裂式“两人异位”肝移植，分别行原位部分肝移植和脾窝异位辅助性肝移植，实现一肝两用。
我国肝病患者约9000万，每年因肝病死亡30万人，但仅有1%患者可接受肝移植治疗。辅助性肝移植具有一肝多用、缓解供肝短缺等优势，脾窝异位辅助性肝移植解决了辅助性肝移植原有术式缺陷，为代谢性肝病治疗提供新方法，有效推动辅助性肝移植领域的发展。
而窦科峰带领的团队也因“肝移植新技术——脾窝异位辅助性肝移植的建立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自主创建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项目名称：
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
■领衔专家：
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我国人工肝的开拓者；擅长：各类肝炎、感染性疾病、新发突发传染病；出诊时间：周一上午(浙大一院)；周三上午(树兰医院)。
■联合专家：
舒跃龙、管轶、冯子健、袁国勇、高福、袁正宏、王宇、余宏杰、王大燕、高海女、王辰、郑树森、杨仕贵、杨维中、曹彬、陈鸿霖、李群、朱华晨、周剑芳、刘翟、高荣保、吴南屏、胡芸文、姚航平、张曦、俞亮、郑书发、吴凡、卢洪洲、王嘉、夏时畅、崔大伟、白天、梁伟峰、林赞育、武桂珍、揭志军、郭静、杜启泓、盛吉芳、刁宏燕、向妮娟、杨益大、赵翔、汤灵玲、邹淑梅、余斐、朱丹华
2013年3月，长三角地区突发不明原因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病情凶险，病死率高，引起社会极大恐慌和国际关注，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003年的SARS确诊病例8437例，813人死亡。在我国大陆，确诊病例5327例，348人死亡。人们一度以为“SARS悲剧”又要卷土重来。
说到“人感染H7N9禽流感”这个“世界难题”，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2018年伊始，在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李兰娟院士团队的“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荣获了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是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和教育系统首次获此殊荣。
为了有效应对新发传染病，李兰娟团队与国内11家科研单位协同攻关，针对重大传染病诊治开展深入研究，在发现新病原、确认感染源、明确发病机制、有效临床救治、研发新型疫苗和诊断技术等方面取得六项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创立新发传染病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技术”。不仅避免了类似SARS的悲剧重演，并成功控制MERS、寨卡等传染病的输入，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保障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项目组创建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监测网和数据库，可在72小时内完成300余种病原分析，为早期发现新病原、监控病原体变异提供关键技术。
依靠新发传染病病原早期快速识别技术体系，项目组在疫情发现的5天内，及时确认H7N9病毒，第一时间向世界公布了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团队经过全方位研究后，创建了新发传染病防治‘四大体系两大平台’，率先发现活禽市场禽类与患者的H7N9病毒基因H7N9同源性高达99.4%，证明活禽市场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源头，我们及时向政府建议关闭活禽市场，避免了疫情向全国播散的疫情。”李兰娟回忆到。
此外，团队还揭示细胞因子风暴等免疫病理反应是导致重症和死亡的关键因素，首次系统揭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患者临床特征，创造性运用李氏人工肝消除细胞因子风暴，创建“四抗二平衡”治疗新策略，显著降低病死率；成功研制我国首个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种子株，打破我国流感疫苗种子株必须依赖国际提供的历史；2天内成功研发检测试剂，7天内由世卫组织向全球推广。
从2003年的SARS，到2013年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一朝被蛇咬，十年磨一剑，深具忧患意识的科研工作者从未放松对传染性疾病的警惕。
本文采写：健康时报记者刘玫妍、梁缘、黄兰君、尹薇
特别鸣谢：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尹蕾、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邹争春、健康时报驻北大人民医院特约记者钟艳宇、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陈勤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王建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朱凡、中日友好医院尹琳、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任伟锋
编辑：郑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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