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界中，有各种各样的“有毒物质”，比如细菌真菌毒素、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等。对于健康而言，我们自然是希望它们在食物中“不存在”。然而，它们在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呼吸的空气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于是我们就只能希望它们的含量“尽可能地低”。
黄曲霉毒素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它在粮食中广泛存在，比如大米，中国的标准规定其含量不超过10 ppb就可以上市销售。之所以选定10 ppb，是因为为了实现它而付出的社会代价可以接受，而它带来的健康风险也可以接受——这就是“尽可能低”的真正含义。更低的标准，比如5 ppb，意味着约有10%的大米因为“黄曲霉毒素超标”而不能食用——那是一亿多人的口粮，至少在目前是我们的社会承担不起的。所以，5ppb的含量就是“不可能地低”。
那么，这个10ppb带来的癌症风险有多大呢？
在食品风险评估中估计的是“最大可能性”。也就是说，假定一个人每天吃的大米很多（比如500克）、而且吃的全都是“临界超标”的大米（即黄曲霉毒素10 ppb），那么每天摄入的黄曲霉毒素是5微克。假设他的体重是60公斤，按照黄曲霉毒素与肝癌风险剂量关系，他每年得肝癌的可能性将增加十二万分之一。如果按照全国13亿人来算，那么每年光是因为吃米饭增加的肝癌人数就将超过1万人！
惊悚不惊悚？意外不意外？
这算法当然不靠谱。十二万分之一是“最大风险”，是在各个参数都取极限值的时候得出来的，表示实际情况不会比它更糟。比如说，一个人很难每天都吃500克大米，更不大可能吃的所有大米都是黄曲霉毒素10 ppb的“临界合格产品”。把这个风险拿去乘以全国总人数，从而得出全国每天因为吃米饭而得肝癌的人数，就更是大大高估了实际情况。因为10 ppb只是“可能遇到的最大含量”，实际上的绝大多数大米是不会有那么高的。
看明白了这个例子，就该知道骗子是怎么玩弄普洱茶的黄曲霉数据来吓唬人的了吧？
如果还是没明白，我就再来掰开了讲一遍：
根据公开报道，有许多数据显示规范生产仓储的普洱茶中并没有黄曲霉毒素。而在引用最多的那份数据中，是“某市场的70份湿仓普洱样品”。这些样品基本上是廉价（甚至可以说劣质）的普洱茶，并不能代表“普洱茶”的整体情况。即使是这批检测，结果也是大多数没有超过5 ppb，只有11%的超过了5ppb。为了估算“最大风险”，我们取了10 ppb这个“几乎不会达到的含量”，并假定一个人每天都要喝10克这样的普洱茶，还假定其中所有的黄曲霉毒素都泡到了茶水中——在这种极端的假定下，得到了这个人每天摄入的黄曲霉毒素是0.1微克。如果要拿这个“最大可能值”来说事儿，那么就相当于米饭问题的每天5微克，意味着吃饭摄入的黄曲霉毒素是喝普洱茶的50倍；如果要考虑吃的大米中大多数不会有那么高的含量，那么也就得考虑实际的普洱茶中大多数没有黄曲霉毒素，而即便是检测的这些“湿仓普洱”，多数也在5ppb以下。
也就是说，这个0.1微克的数字，是作为风险评估所考虑的“最大可能值”，跟大米的5微克相对应的。
而骗子吓唬人的伎俩，是采用0.1这个“极端数字”去得出“10万人中每年增加0.14个肝癌患者”的可能性，再把这个可能性乘以全国总人口得出了“全国每年增加1800肝癌患者”的数据去吓唬公众。（其实，黄曲霉毒素与肝癌风险的剂量关系不同来源的数字不尽相同，对于一般人口是“每天摄入1纳克/公斤体重的黄曲霉毒素千万人中大约增加一例肝癌”，只有对乙肝患者才会是“百万人中增加一例”量级。而骗子得出的“10万人中增加0.14例”，需要针对乙肝患者才能得到。然而，即便是按照他的计算，与“喝普洱每年增加1800个肝癌患者”相对应的，就是“吃米饭每年增加9万名肝癌患者”。
这样的结论，你信吗？
实际上，“食品安全”的定义不是“零风险”，而是“把风险控制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一点对于食品安全的专业人士是常识，但跟公众的心理期望不同。因为公众普遍有这种不符合现实的认知，也就给了骗子玩弄数字吓唬大家的机会。
即便是骗子计算出的“10万人中每年增加0.14个患者”的风险，在食品安全的风险管理中，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看下面一份WHO的文件：
这是WHO制定饮用水中溴酸盐标准的文件。红线部分是说：如果终生饮用溴酸盐含量为所推荐标准的水，一生下来增加的得癌症的可能性上限是是万分之一。按一个人70岁来算，每年增加的得癌可能性是10万分之0.14。也就是说，WHO认为这个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饮用水中的溴酸盐是消毒时产生的——如果认为这个风险不可接受，那么可以不采用这种消毒方式。
在专业的食品安全科普中，我们讨论的是“风险有多大”“是否值得担心”。骗子谣棍吓唬人公众吸引眼球，才总是用“有没有”“会不会”这样的判断。朋友圈、微信群里蔓延的“自来水致癌”“隔夜菜致癌”之类的经典谣言，外行或者骗子们也就是用这样的思路去吓唬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