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Nayna Patel从她安保森严的豪宅醒来，回复完数十份来工作邮件后，她坐上车，准备前往自己的女子健康诊所，开始一天工作。
在那里，有几十位即将分娩的代孕妈妈，和无数想找她借个印度子宫的客人，在等待着她。
任何关于印度代孕产业的报道，都避不开提到Nayna Patel，这个被称为印度代孕之母的女人。
Nayna Patel从1991年开始从事代孕服务，凭借着她诊所超高的成功率，她逐渐成为印度代孕产业的代言人。2007年，还被邀请上了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的节目，一时名声大噪。
这么多年来，超过1000个代孕婴儿在Nayna的诊所里呱呱坠地，然后离开他们的印度母亲，被送往世界各地，购买了代孕服务的消费者家里。
这些“消费者”往往来自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澳洲等等，在支付了昂贵的代孕费用后，他们开始期待借来的这个印度子宫，能让他们实现为人父母的心愿。
作为“消费者”与代孕者的中间人，Nayna Patel提供的是一条龙服务，从安排代孕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会面和联络，到给代孕妈妈做身体检查，为客人定制胚胎，再到代孕妈妈们日常生活管理监督，以及最后分娩，每个环节都不落下。
她所运营的这项服务，被称为“商业代孕”。
代孕，简单的说，就是运用医学的手段，借腹生子。
不能自然怀孕，生育有障碍的夫妻，提供自己的精子和卵子，利用人工技术，使胚胎受孕，再植入进代孕妈妈的子宫里。怀胎九月，瓜熟蒂落。真正的父母不远万里来到印度，完善手续后，接孩子回家。
被称为“世界代孕工厂”的印度， 2002年立法确认了商业代孕的合法性，每一年，全球超过70%的代孕宝宝出生在这里。
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代孕产业的印度，每一年能靠着妇女的子宫创收几千万美元，全国范围内有超过3000家生育中心。
因此，代孕还有另外一个名字：wombs for rent，出租的子宫。
在Nayna Patel医生的诊所里，代孕一个孩子需要支付25000至30000美元（约合20万人民币）的费用。
相比美国最高可以达到15万美元（约合100万人民币）的商业代孕费用，印度明显低廉的价格，使得远渡重洋，来印度生个娃这笔买卖显得特别划算。
但这笔相比发达国家已经算便宜的代孕费用，印度的代孕妈妈们只拿得到25%左右，甚至更少。
她们代孕一次，只有大概6500美元的报酬（约合44000人民币），剩下的钱，被诊所、医生、中间人一层层抽成分走。
这些代孕女性，大多数来自贫困地区，受教育水平不高，家庭收入低下。
她们中的很多人，年收入不到400美元。
生一个孩子就能拿到6500美元的酬劳，对她们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
29岁的Manisha和丈夫有两个女儿，丈夫每个月只能挣50美元，选择代孕，是这个贫困家庭唯一能够摆脱贫困的手段。
Manisha的丈夫虽然对妻子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挣钱感到“羞耻”，但诊所允诺的高额报酬让他不得不动心，想到未来一家人可能改善的生活，他同意了。
代孕妈妈们在贫困窘迫中挣扎，购买代孕服务的西方消费者也有自己的苦衷。
41岁的Jennifer和丈夫Steve来自美国加州，结婚以来，他们花了几万美元，做了20几轮人工受孕后，却始终无法正常怀孕。希望一次次落空，无可奈何之下，他们抓住了代孕这根救命稻草。
他们来到印度，找到了Nayna 的代孕诊所，选中了Manisha作为自己未来孩子的代孕妈妈。
十个月后，Manisha经历了痛苦的剖腹产，成功为这对美国夫妇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也拿到了应有的报酬。
所有人都沉浸在新生的喜悦之中，想要孩子的，得到了孩子，想要钱的，得到了钱。
但这看起来皆大欢喜的局面，并不能掩盖印度代孕产业近年来被不断揭露的灰暗面。
并不是所有通过代孕生下的孩子，都有一个归宿在等着他们。
2008年时，一对日本夫妇代孕的孩子在印度出生，但在她出生前，夫妇俩离婚了。
孩子不是印度人，但拥有全部监护权的日本母亲又拒绝接纳他，有血缘关系的父亲又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最后，日本政府只好给孩子发放了人道签证，把监护权转到了奶奶的手里，把她接回了日本。这样的法律漏洞，让代孕出生的孩子，陷入了困境。
除了法律方面的权益，不少购买代孕服务的父母们，也有可能因为孩子的长相、健康状态等等生理情况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单方面就宣布放弃。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成了牺牲品。
另外，法律虽明确规定，只有已婚、生过孩子的妇女才有参加商业代孕的资格，许多单身的印度年轻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黑代孕诊所骗来当代孕妈妈，以此牟利。
而且，这些代孕妈妈在孕期和产后的护理，常常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在许多代孕诊所的宣传里，承诺了包含体检、饮食、产后护理种种一条龙式服务，但为了节省开支，提供的服务和承诺差之千里。
以Manisha为例，她在剖腹产后因为后续的医疗服务并没有跟上，独自一人在床上疼了三天
除了身体上吃的苦，做过代孕的女性们，在街坊邻居眼中也被视为道德不好的对象，承受着人们的议论和贬低。
面对媒体的抨击和社会的质疑，Nayna始终坚持代孕并不可耻，她认为， “可以劳动挣钱，可以工作挣钱，花十个月努力帮别人孕育一个孩子，也是一项工作，况且这些钱能够帮助那些代孕妈妈改善整个家庭的状况。”
针对印度代孕产业十几年来的种种乱象，2016年，印度政府发布了全国范围内禁止商业代孕的法案。
法案规定，只有结婚超过五年有生育障碍的印度国籍的夫妻，才有资格寻求商业代孕的帮助，这一下切断了外籍人士购买印度代孕服务的路。
除此之外，所有的代孕诊所都必须有合法注册，代孕母亲必须通过国立的代孕协会拿到酬劳，这样才能保护限制她们不被诊所反复利用。
丢弃代孕宝宝、压榨代孕母亲、买卖人类胚胎都被视为绝对的违法行为，会被严惩。
但如何将法律切实贯彻到全国的3000多个大小代孕诊所，堵住地下黑色代孕产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带着儿子回到加州的Jennifer夫妇，开始了新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幸福满满。
而生完孩子11天后的Manisha，跪在残破的地板上打扫家里。这一次，她挣了7500美元。
她说：“这些钱能够让我送孩子去上英文学校，也能翻新一下屋子了。我永远不会让我的女儿去做代孕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