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漏洞常使我们做出的推测失之偏颇，这也是导致抉择失误的根源。科学和哲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和这个世界，从而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可惜的是，这其中的许多思维方式并不为人所知，浪费了它们的功效。
在《逻辑思维：拥有智慧思考的工具》这本书中，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向我们清晰展现了这些思维工具的全貌，引导我们如何用科学和统计的原则拆解日常问题。这是一部充满启发性和实践价值的指南，会帮助我们在专业、商业和个人决策当中精确判断，获得先机。
尼斯贝特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曾获得美国心理学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他的著作《思维版图》和《认知升级》曾获多项大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经授权，第一财经节选本书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我们的思维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
关注情境。这会让你更准确地辨识影响你自己和他人行为的情境性因素。具体而言,关注情境会帮助你识别出有效的社会影响力。如果你能看到社会影响力因素对他人的作用,那么，你也会受到它们的影响。
情境性因素通常会比它们看上去更深刻地影响你和他人的行为,而个性因素通常比它们看上去的影响力要小。不要以为, 通过某个人在一个或两个情境中的行为就能够预测其未来的行为。也不要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个性、信仰或偏好导致了他的行为。
分道扬镳的人生路
在儿子15岁时,有一天,我碰巧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到他和另一个男孩步行穿过停车场。他们俩当时正抽着烟,而这是我妻子和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他不可能这么做。当天晚上,我对我的儿子说:“今天,我看到你抽烟了,感到很失望。”“是的,我抽烟了,”他挑衅式地回答我,“但这并不是因为同辈压力。”
而实际上,正是因为同辈压力。无论如何,他抽烟,正是因为他的同伴中有很多人都抽烟。我们总是因为别人做一些事情而去效仿。他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并且常常或直接或笑而不语地鼓励我们模仿他们。他们的成功超乎我们的想象。
社会影响力或许是社会心理学所有领域中被研究最多的课题。然而,我们仍然时常忽视社会影响力,不论是我们在观察他人行为的时候,还是我们试图向他人解释自身行为原因的时候。
最早有记录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是由诺曼·特里普利特在1898年进行的。他发现一个自行车手在和他人竞速的时候会比独自计时训练时获得更多快感。这个现象在之后的一系列实验中也得到了验证。人们不仅会在和他人竞争的时候表现得更有活力,甚至在只是有旁观者的时候都会更有动力。社会促进效应(social facilitation effect)的影响力也存在于狗、负鼠、犰狳、青蛙和鱼类的身上。
(你可能会好奇蟑螂身上是否也存在这种效应。是的,存在!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打开灯,让蟑螂畏光逃跑。一只蟑螂会在有另一只蟑螂紧跟着它的时候跑得更快。蟑螂甚至会在旁边仅仅有其他蟑螂看着的时候就跑得更快,更何况是当旁观的蟑螂在搭建起来的看台上时。)
我们需要谨慎选择自己要交往的人,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他们影响。这对于年轻人而言尤甚:你越年轻,受到同伴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便越大。对于一位家长而言,他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确保自己孩子的同伴会对自家孩子有好的影响。
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和丹·莱维调查了一些大一随机分配室友的学生们的平均绩点。研究者调查了所有学生在高中时期对酒的消费情况。结果发现,那些高中时的室友有持续饮酒历史的学生的绩点要比高中室友滴酒不沾的学生的绩点低0.25。两者的绩点可能分别是B+和a–,或是C+和B–。如果这个学生本身在中学时就是饮酒者,那么他的绩点会比那种自己不饮酒但室友在高中饮酒的学生低整整1。这个差距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上一所很好的医学院,而另一个人根本进不了医学院。(我在这里有意使用了“他”,因为对于一个女学生,是否有一个饮酒的室友对其并无影响。)
不过,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一个对室友不怎么怀疑的学生不大会把室友饮酒看作自己糟糕的学术成绩的主要原因。确实,研究者自己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室友的行为为何如此重要,因为也许室友饮酒只是一种自然的消遣方式而已。当然,如果你喝酒时间越长,学习的时间就越短,你在学习时的效率也越低。
顺便提一句,你也可以简单地告诉学生们饮酒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学业,而期望喝酒的大学生人数在减少。但这可能并不能打消学生们要与自己的同伴打成一片的想法。
社会影响力无处不在
社会心理学家乔治·吉奥索和理查德·莱克曼做出一项有关社会影响力的开创性研究,他们之前也不曾预料到这项研究会带来令人欣喜的发现。他们询问了一群白人高中生对于大量社会议题的观点,包括一个当时在这些学生所处的社区中十分突出而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即为促进种族融合而开设的校车接送服务。几周后,调查者召集了那些学生,让他们对校车接送服务进行讨论。每个小组都有4个人,而小组中总会有3个人的观点相似——他们都对此表示支持,或者都反对。每个组中的第4个人是由调查者有意安排的“捣乱者”,他会准备好一大堆与其他组员相反的观点去说服他们。讨论结束后,实验对象又填写了另一份与先前格式不同的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询问他们对于校车问题的看法。
最初反对提供校车服务的学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转而支持这项服务。大多数原先支持此计划的学生则开始反对。研究者要求实验对象们尽力回想他们对校车计划的最初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但在开始前,研究者提醒学生们他们最初的观点已经被记录下来了,然后会借此检验学生们回忆的准确性。结果发现,那些被要求参与讨论的学生在回忆自己最初的观点时有比较高的准确性。但是,在参与小组讨论的成员中,那些最初反对校车计划的参与者在“回想”他们先前的观点时,认为自己支持这一计划的程度比他们实际支持的程度要高。而最初支持的参与者在回想自己当初的想法时,得出的基本观点竟然是,他们反对这一计划!
除了揭示出社会影响力的巨大作用和我们对其的忽视之外,吉奥索和莱克曼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重要观点,即我们对许多事物(包括对一些极其重要的事物)的态度不是来自某个“思维档案库”,而是在遇事时即刻形成的。就像人的观点会转向一样,我们对自己过去想法的印象也常常是“编造”出来的。2007年,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会给任何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投票,而不会投票给当时人气颇高却没经过什么历练的奥巴马。2008年,当他狂热地要给奥巴马投票之前,我向他提起了那件往事,他十分生气,还认为那一定是我捏造的故事。我自己也常常会被别人提醒,现在我强烈支持的某种观点和我过去的想法是矛盾的。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觉得真难想象这个曾经表达过那种观点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评估行为动因时的“行动者-观察者”差异
几年前,和我共事的一名研究生告诉我一件关于他自己的事,让我惊诧不已。他曾因为谋杀而入狱。他并没有直接杀人,只是因为他的熟人犯案时他在场,检方便因此以协同谋杀而起诉了他。
我的这个学生又告诉了我一件关于他的谋杀犯狱友的事,着实令人震惊。杀人者总会把凶案发生归咎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我让柜台后的那个家伙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他却躲进了柜台底下。这样我就不得不拿刀捅向他。我对此感觉糟透了。”
这一类的归因背后明显有为自己辩护的动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因此而明白,人们通常会认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所处环境的一种理智的回应——无论这种行为是善行还是可鄙。然而,我们很难认可他人行动中的情境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更有可能在评判他人时犯下基本归因谬误——将个人性格因素看作其行为最主要或唯一的动因。
如果你问一个年轻人,为何要与某一个女孩约会,他可能会回答“她是个十分温暖的人”。如果你问同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个朋友为何要与某一个女孩约会,他则可能回答说“因为他需要一个没什么压力的女朋友”。
当你问一个人,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最好朋友的行为通常是会反映出他们的个性,还是他们的行为主要受环境影响,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朋友的行为在不同场景下有高度的一致性,且一致程度比他们自己要高。
行动者与观察者对行为归因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情境对于行动者而言更明显。我需要知道我所处情境中的重要信息,这样我才能够做出恰当的反应(虽然我肯定会有意丢开或忽视一些重要信息)。但是,你并不需要对我所面对的情境给予特别细致的关注。相反,对你而言,最明显的是我的行为。因此,你很容易从描述我的行为(好或劣)转而描述我的个性(善良或残酷)。你常看不到,或可能会忽略,我所在的情境中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你在评价我的行为时将其归因于我的个性。
《逻辑思维：拥有智慧思考的工具》
[美]理查德·尼斯贝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