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烦恼，说不说？
上次精神卫生日发文谈到了精神健康的底线守护，其实，对大多数人而言，一辈子可能也不至于触及底线，而生活中遇到各种挑战、压力倒是更常见的。一些生活事件的影响，也在所难免，如失去工作，子女教育困难，亲密关系中断，亲人生病甚至故去等。
这时，如果希望更有效的应对挑战，专业咨询是一种有帮助的途径。而赶这种时髦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说说能有什么用？”
压力也好，挑战也罢，当事人自然是体验最真切深刻，好像的确不是说说就能直接改变的。说说能有什么作用呢？
除开叙述本身可以有一定缓解情绪的作用外，诉说更多是帮助我们自己回顾“心路历程”，使原本浑然一体但相对模糊的经过清晰起来，对其中有问题、可改进的地方，有一个再次发现的机会。就好比我现在写这篇短文，我以为自己是个“大明白人”，常做帮助人整理思路的工作，应该能一下子就说清楚。其实不然，写的过程中，总能发现有的出发点、看问题角度，并没有调整好，需要重新整理和修改，直到完成，才让我对自己的经验，有了更好的认识和总结。
最近读《人类简史》，其中也提到，人类自己的记忆，往往只重视最后导致结果的几个方面，而过程中很多线索被忽略了。所以有了人工智能的辅助，还是能发现不同的东西。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平时不习惯于诉说的人，一旦开始讲述，前面提到的情绪疏泄作用反而更明显。
对于习惯于跟朋友、熟人讲讲自己经历的人，诉说还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我已经说了八百遍了，有什么用？”
在有专业训练的人员陪伴下的诉说，与普通的朋友沟通最大不同在于专业人员的介入方式。普通朋友更容易在他（她）受到触动时就不自觉地介入，有时是过早了，没有等到更好地澄清当事人的心理；有时候又容易陷入流于常识的劝慰、鼓励，弄不好陷入负面交流，还破坏原有的朋友关系（劝你你不听）。专业人员的互动和介入，是按照行业智慧中沉淀下来的介入时机、方式把握的，作用在于突破原有困境。比如某来访者抱怨母亲过于唠叨、干涉了年轻人的生活，一般同辈朋友很容易同声共气，“就是，我妈也那样……”，虽然感情上容易拉近距离，但不能帮助当事人解决既存在与母亲的强烈情感联系（这个是自小成长决定的，不可能骤然改变），又希望摆脱不利影响的冲突心理。而较为专业的重构方式，可以是等当事人情绪稍微平复之后，提出专业的观察角度：“我感到你陷入了和母亲的纠缠关系，特别希望得到一份更加宽容的母爱。”把单纯的抱怨，转变为可能的建设方向（作为年轻人，想推动积极宽容、留有心理空间的亲子交流，能怎么做呢？）。
专业知识，是人类在某方面智慧的总结，有这个框架可依靠，总比“单打独斗”有效得多。并不是你对面的咨询师有多么聪明，只因为他（她）曾经学习、并学会了某些更聪明人的方法，因此对大家都更有帮助。
我接触过不少来访者，他们的人文素养、学识、人际交流中的聪明程度都让我叹服。而积极交流能够持续下去，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恰恰是我比他们笨。教育学研究也发现，成长中的儿童青少年，最喜欢的往往是智力水平比自己差一点，但却更宽厚而有经验的父母或老师——直接压力没那么大，还允许“犯错误”。
心理咨询有帮助，不是因为咨询师绝顶聪明，明察秋毫；而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有从自己经历中学习的能力。而真正聪明的人，往往是最善于从其他人那里学习的人。
说说有什么用么？真的会有，关键看是在什么样的帮助下，怎么去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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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简介
北京和睦家医院心理健康中心医生 胜利
胜利医生1995年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硕士）毕业，师从许又新教授，奠定了精神病理学和神经症相关理论等专业基础。1999年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博士毕业，导师沈渔邨院士，专业方向心身疾病。毕业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1年，在Arthur Kleinman教授指导下学习患病叙述（illness narrative），在更宽的背景下理解患病现象。2003年曾到Rochester大学短期进修自杀学（suicidology）。
2005年起，与胡大一教授合作开展双心医学。
始终注重以坚实的精神病理学基础，分析、解决患者遇到的心理问题和出现的精神症状，在临床诊疗的同时以本土化方式尽量给予患者心理帮助。
目前担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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