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
小学生都在用大数据研究苏东坡了，这样的结论也是需要数据支撑的。这里就有一组公开数据：2007至2016年，全国共有837名高考状元。其中35%的状元父母中至少有一个是教师，而来自公务员家庭的比例不到20%，另有12%来自工程师家庭。
跟大家的印象差不多，出身教师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中还是很有优势的。另外一个意味深长的数据则说，在北大有轻生倾向学生中，超过50%是教师子女。
这样的数据究竟在传递什么信息？身兼父母与教师双重身份的人，他们在养大孩子的同时顺便也把他的教育搞好了。但在那35%的孩子中一定有人是被拔高了的——是应试教育篡改了人的成长历程！他本来不需要那么拔尖，他可以在一所稍微普通一点大学享受他快乐的校园生活。
你相信他不拔尖的人生从此就完蛋了吗？现在这些孩子被扯进了北大，但他决定走向楼顶，并从那里发起他人生的最后一跃。
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肯定不是几个数据简单叠加的过程，你读了一个好小学，又读了一个好中学，最后读了一所好大学。接下来你可能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也可能相反，因为这些都还是最表面的东西。
知识往往只显示它最表面的价值。教师当然是拥有很多知识的人，拥有知识的人在家里努力管教孩子，是有可能把他送进北大的。在单位，拥有许多知识的人如果再被“工作”填满大脑，他的世界里就只剩下那些知识了。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这样的人在学校努力工作时，其实就是学校最恐怖的事情。
事实上，大部分校长并不关心教师有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
寒暑假是教师自由支配时间最集中的时期，学校会关心教师如何度过自己的假期生活吗？“旅游”这个词早已失去它原本的内涵了，许多有作为的学校也十分热衷利用假期时间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我们坚持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放假的日子就应该徜徉在全国各地。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你还以为你目之所见便是世界的全部呢。如果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就会把那一本教科书当成世界。
学校的核心是教师，教师问题的核心就是教师与学生，即成人与儿童的关系问题。正确把握两者关系的学校是孩子们成长的乐园，否则，那就是一处名利场。
孩子是什么？儿童是完整的人吗？他有权力享受自己的人生吗？对儿童来说成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大部分中国父母看来儿童只是尚未完整的人，他存在的价值就是为将来的幸福人生做牺牲。基于这样的逻辑，父母与子女变成了世界上最焦虑的双边关系。
如果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教育好，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吗？尽管教师子女成为状元的机会相对较大，但统计数据和印象都告诉我们，就整体而言，教师子女的教育状况并不理想——教工子弟有时候是等同于坏孩子的。
不成功的父母在面对子女教育时特别容易焦虑，但孩子不成器的教师似乎特别有底气。他们甚至会推卸责任说，自己把时间与心血都给了班级里别的孩子，以至于耽误了自家的孩子。
这是一群绝对没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同样是学校的灾难。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接近于偏执，大脑通过感觉神经接受到了一百条信息，但他们只能觉察到一条，问题是他们会把它当成全部。
我们一抬头就看见了蓝天——人类从太阳那里能辨识到的颜色至少有七种，但最容易被空气中的粒子散射的只有波长较短的蓝色和紫色，而我们人类眼睛特殊的构造使得我们对蓝色更敏感。知识让我们看见了蓝色，但让我们见到七彩天空的一定是我们的“智慧”。
天空还是蓝色的吗？一个没有智慧老师的世界约等于一本教科书，他眼中的天空永远是“蓝色”的。
无需大数据，我们也知道教师的真正价值就是他的——智慧，这是他与儿童关系的核心。拥有自由支配时间才可能让他拥有智慧，并运用他的智慧。一个教师的智慧始终停留在他入职的那一天，他仅仅是以他“教师”的身份面对他的学生，他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职业生涯事实上已经结束了。
在博物馆里领着孩子往前挤，并设法卖弄自己那一点文化的人通常就是老师了。他们穿着保守、面色昏暗、声音嘶哑，他们旁若无人、絮絮叨叨，他们极度敏感而情绪化——他们是人群中“保鲜期”最短的人。
他们另一个更直观的表现就是从来就不真的相信孩子，他会将孩子自己拿主意的时间无限推后。他们“三观”太正，他跟孩子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施加“教育”，他不会跟孩子开玩笑，劝他干点小坏事，甚至陪他疯一会。“大数据”说，孩子最讨厌父母说的话中，“多喝水”排名第一。
他们对那几本薄薄的教材越来越熟悉，他们的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单薄，更要命的是他们自觉能量越来越大，而事实上除了嘴上那几句陈词滥调之外，他们心里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喜怒哀乐。
独生也好，两胎也罢，中国父母永远都伤不起。但所有教师和父母都应该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在掷硬币游戏中，不管你之前连续掷出了多少次“花”，你下一次掷出“字”的概率都是百分之五十。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才是真正的大数据。
转自杨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