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极致精神的传承与热爱
文章转自： doctorinchina微信公众号
刀一句
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是该院成立最早的科室之一。近日，营养科老中青三代人深情地讲述营养科工作实景，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前辈们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对年轻人的培养。
我就是个近百岁的老营养师
（查良锭口述 沈琨笔录）
我跟大家聊一聊协和营养部的那些事儿。
我给自己戴了个头衔——“近百岁的老营养师”，其他头衔都不属于我，给我，我也承受不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璿老师被协和医院聘为营养部主任。当时的营养部主任是周璿而不是我。
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于1921年，当时住院病人的饮食是由餐饮界商人承包。后来协和医院发现了问题，于是便请美国的营养师来院主持营养工作，担任主任。燕京大学营养专业的学生被送到协和医院接受培训成为营养师。
1940年，美国来的营养部主任相继离去，协和医院便聘请当时的营养师俞锡璇任营养部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闭。
1948年协和医院复院，聘请营养师周璿为营养部主任。周璿中英文都好，专业知识扎实，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曾荣获金钥匙奖，能获此奖的学生极少。
周璿在筹建营养部时首先考虑的是队伍建设：一支营养师的队伍，一支炊事员的队伍。炊事员的水平和素质决定了病人饮食的质量。
周璿对营养部炊事员要求很高，精挑细选，他们的工资标准高于职工食堂炊事员。另外，周璿参考老协和的制度，制定了一整套周全细致的制度，使营养部的工作忙而有序。
周璿同时参考老协和的资料，编写了《医院膳食》一书，作为营养师和医生为病人开食谱和膳食医嘱的重要依据。
为了让临床医师了解医院的膳食详细内容，周璿在协和医学院开设了营养与营养膳食课程，并亲自担任主讲。
周璿的这一切努力，为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建立的科学完整的规章制度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周璿因此成为全国医院营养学科的领军人物。
我从燕京大学毕业后，1940年至1941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见习营养师。在协和医院被迫关闭期间，我在北大附属医院等医院任营养师和营养部主任。
1950年我又回到北京协和医院，先后任营养师、营养部(科)副主任。
1974年周璿主任退休，我被任命为营养部(科)主任，至1986年70岁退休。退休后返聘工作至上世纪80年代末。
所以我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璿是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创业者，我是守业者。
我庆幸成为一名营养师
（营养科 杜寿玢）
1.偶然走进营养门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营养师”这个职业在中国鲜为人知。那么我是怎样选择了这个职业，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家人逃难到四川万县，正好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也迁至此，我在该校读完高中。
金陵大学以农学院最为著名，我一直梦想到那里深造，成为一名农艺师。然而毕业时金陵大学因宿舍问题，竟然一个女生都不招，学校把学习成绩第一的我保送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没有农学院）。
我先在金陵女大学习化学，不久转学到著名的北京燕京大学家政系学习营养专业。
一来营养与农学都属于应用科学，二来化学课程的学分可以共享。
1948年毕业时，老师告诉我们，燕京与北京协和医院有协议，可以推荐数名学生参加协和复院后第一期“营养师培训班”，一年后可授予营养师职称。就这样，我走进了协和殿堂，走进了营养学的大门。
2.言传身教打基础
培训班有7名学生，课程由营养师周璿主任和联合国儿童基金发展官员、资深营养师杜乐吾（HK Drummd）主讲，所教授与实习的内容均为西方现代营养学，与美国营养师培训的要求一致。
我国知名教授，如林巧雅、曾宪九等也亲来授课，可见他们对营养的关心与重视。曾宪九教授说“许多病人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营养不良。”
记得周璿主任回忆她入学时的情景，当时的科主任说“从实习营养师起，你将成为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必须记住，协和的传统作风是严谨，不论是实习、读书、还是工作，都要严字当头，一丝不苟。”
周主任不但模范地执行协和传统，而且还把它当作传家宝传给我们，让我们受益匪浅。实习从厨房开始。
先发一个实习提纲，了解每个岗位的特点、要求、操作步骤、卫生标准等，直到可以独立承担，最后写出总结。然后再轮到下一个岗位。
在熟悉厨房管理全过程后，才到病房。先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和对食物有无不耐受或过敏等。然后阅读病历，了解病情及化验结果，同时与医护人员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治疗膳食，由老师点评合格后，才能由配膳员送到厨房去。我们和配膳员一起劳动，直至准确无误地把合格膳食送到病人手中。
这仍不算完事，还要检查病人吃了多少，剩下多少，计算营养素的摄取量，随时接受老师的询问。这种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对于培养一名合格的营养师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3.临床营养不可缺
培训班结束后，我留在协和医院营养部工作。
“文革”一来，一切都变了样。
营养学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被逐出大学门外。对营养界来说，损失的时间又何止十年，要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为此，我们不断呼吁要重视营养工作。
在国外，我注意到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将营养列为国家政策，这使我大开眼界，（我）将逐渐学习所得写成《谈谈营养政策》一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汇报，建议将营养学从油米柴盐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
1985年我参加了卫生部《关于加强临床营养工作的意见》文件的起草工作，更增强了我对临床营养工作的信心。不久后，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成立，吸收我为委员，参加讨论“中国中短期的营养行动计划”。
我们还多次向教委、卫生部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反映情况，希望能将营养教育纳入正规高等教育的范畴，解决营养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在临床上，我们通过膳食调查发现，传统的糖尿病膳食使多数患者处于半饥饿状态，免疫力低下，威胁着患者的健康和生命。
我们与糖尿病组池芝盛教授合作，打破常规，在等热量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碳水化合物所占的热比，而减少脂肪所占的热比，结果观察到患者的病情明显好转，同时血脂有所下降。
1982年加拿大Jentin提出血糖指数理论，1985年我们便在食物成分表只有粗纤维的情况下，着手研究24种常见食物的血糖指数，引进关于食物调节血糖的新概念。
接着，我们用血糖指数低的燕麦进行临床观察，发现不仅血糖下降，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等血脂指标也有所改善。
此外，我还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减体重，为妊娠糖尿病人进行营养评估与指导，为肾移植患者的术后营养治疗摸索规律。
看到许多过去认为无法挽救的病人，由于营养状况的改善，重获康复，我体会到“营养是医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句话不是套话，不是夸大，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
营养可以为人类健康保健、防病治病发挥更大的作用。临床营养光靠少数专业人员是不够的，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努力，营养学科发展任重道远。
回顾一生，我庆幸自己成为一名营养师，这个职业平凡而神圣。
协和的传承与风骨
（营养科 马方）
我是1987年来协和医院参加工作的，迄今已经步入第28个年头。从一个普通的住院医师成长为现在的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回想起我的历程，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老一辈协和人对我的帮助与提携。
记得我刚到协和医院营养科的时候，杜寿玢主任把我叫到她身边，郑重地发给我一个大勺、一个小勺，告诉我这是一个营养师必备的工具，用于检食和尝膳—我们营养师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小勺用于盛餐，大勺用于入口。
从此我就正式成为协和营养师队伍中的一员，每天都在老营养师的带领下进行检食工作。直至今天，这一大勺一小勺还伴随着我。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北京临床营养年会上作大会发言，从发表文章到自制幻灯，都是由杜主任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把关，反复修改，使我那天在大会上发言既流畅又准时，与会人员都称赞“还是协和水平高”。
“待病人如亲人”是我们协和人一直遵从的原则。在九十年代中期，消化内科病房连续收治了几个危重的炎性肠病患者，当时我们作为病房的主管营养师，参与了几个重症患者的治疗工作，经历了从肠外到肠内到治疗饮食的一个完整过程，病人最终得到了恢复。
出院后，杜主任还要求我对其中的两个病人到家里进行了两次随访，直至患者完全康复，充分地体现了协和人良好的医德医风。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成立以后，杜寿玢主任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不断地前进，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给予鼓励，并以她丰富的经验给我们出谋划策，正是这些老前辈无私的关怀与帮助下，使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成为中国临床营养界最有号召力的机构。
这就是协和的传承，协和的风骨。她将在我们每一代协和人身上不断地发扬，不断地光大。衷心地祝贺杜寿玢主任九十高寿！
杜老师引领我走上科研路
（营养科 于康）
1993年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
来协和，第一个感受就是：科研是协和医院的灵魂，是推动医院医疗和教学的原动力。然而，对一个初到营养科的新人而言，什么是科研，如何进行科研，如何在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营养科进行科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
是杜寿玢老师帮我一个一个解决了这些难题，从而引领我走上了科研路。
来到协和医院刚刚一个月，我就参加了杜老师牵头的一项临床科研工作，观察某肠内营养制剂对住院患者的营养状况和临床结局的影响。
如何想到这一题目？杜老师的话使我有了领悟：营养科的科研工作要将解决临床的实际营养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看到很多营养不良或有营养风险的患者，面临不能进食和进食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加重了它们的营养不良，使临床结局更加恶化。
它们是否能从某种肠内营养制剂中获得益处？这种获得是否具有安全基础？这不就是我们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吗？由此，我获得了方向，也获得了动力：临床需要就是我们营养科研的方向。
顺着这个思路，杜老师带领我们设计了研究方法，选择了合适的观察指标，制定了严格的质控标准，然后，预实验、总结、改进、正式实验……一步步地推进，终于使一个初出茅庐的我初步摸到了在营养科搞科研的“脉”。
然而，营养科的科研基础相对薄弱，如何在全院与其他科室竞争？又是杜老师启发我，充分依靠和借助临床科室来壮大自己的科研力量。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发展之路。在之后的若干年中，我们就是借助外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等兄弟科室的力量，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获得了医院和卫生部的研究课题，发表了SCI论文，获得了省部级的科研奖，和临床科室获得了科研“共赢”的结局。
如今，我对于科研工作或许有了一点点初步的体会和实践经验，必须说，这些科研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杜老师当年的谆谆教导和引领。杜老师让我明确了“为什么做科研”和“怎样在医院营养科做科研”这两个基本问题，将我引入科研道路，并使我受用终生。
文章转自： doctorinchina微信公众号，向原作者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