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可见，大地不仅是承载人类的生存舞台，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孕育并塑造了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文明越是古老，受地理的影响就越深。古希腊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是古代的希腊人和中国人创造的，要探究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归到这些医学的创造者们的世界里，就是回归到他们那个时代所认知的大地，那是两个个性鲜明的世界。
上帝视角下的黄河
中华文明是从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黄河，它是中华大地标志性的地貌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对黄河的感情都是又爱又恨，一方面它为两岸居民提供了充沛水源和繁盛的动植物，另一方面它频繁的泛滥又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减轻黄河水患也就成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人们的一个永恒的主题，4000多年前，大禹和他的先辈们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治水壮举。大禹真的治水成功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黄河水患也没有被彻底根治。也许大禹只是成功地治理了部分河段的水患，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治理成功，所谓成功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那个十分遥远的年代，我们的先人们曾经做出许多努力尝试治理黄河水患，并且在此过程中深刻感悟到了洪水的威力及其自然特性，总结出了如何应对河水泛滥的宝贵经验。这种经验就是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采取疏导而不是堵塞的办法，平地开沟渠把水引入小河，疏通小河入大河，引导大河汇入大海，从而减轻水患。因此，在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中就出现了许多专门记载河道分布的书，以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共记载了1200多条河流的分布走向及点缀在河流两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指出，有关水道分布的描述是中国地理学方面很特别的，在其他民族文献中未曾看到类似的记载。
郦道元编写的《水经注》
在古人眼里，人就像一个小宇宙，人体内也有河流，十二经脉就是代表。《管子·水地》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是从哲学家的角度讲，把河水比作人体经脉内流动的气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六痛》说：“脉者，渎矣”，是从医学家的角度看，渎是河，人体经脉就是大地的河流。河水灌溉土地，滋养万物；经络中的气血上下内外循环流动，滋养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皮毛肌肤。河流与经脉的相似性，无论在结构还是功能上都是十分明显的。在《黄帝内经》中，有一篇文献题目叫“经水”，讲到人体经脉与大地河流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古人不但认为人体经脉与大地河流之间相似，还认为人体的十二条经脉与大地的十二条河流存在对应的关系，比如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分别对应黄河与长江。
禹跡图图石，刻于1136年，现藏于西安碑林
石刻禹跡图墨线图
我们可以想象《黄帝内经》或者至少是本篇文章的作者，他一定就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因为他所提到的十二条河流，都位于这两条大河之间。他通晓人体的经脉，他也熟悉地理环境，尤其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智者，看到了河流与经脉之间的“同”。就今天的人们而言，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的对应十分机械，毫无实际意义，然而在写作者的眼中，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却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并实践着，而他所描述的十二经水的范围就是他的全部世界。
人体的经脉与自然界中的河流不仅在结构上存在相似性，而且经脉中运行的气血与沟渠中流淌的水也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律。水往低处流，若河床淤塞，则河水四溢，泛滥成灾，理当疏浚；气血运行以通为顺，若“脉道不通”(《灵枢·口问》)，则气血逆乱，百病丛生，治当“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血”(《灵枢·九针十二原》)。经脉气血阻滞时最常出现的病症就是疼痛，不通则痛。痹症主要表现为关节肌肉酸痛，病因风寒湿热邪气侵袭经脉，阻滞气血流通而致，是最常见的疼痛病症之一。根据《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九针中的“微针”(即毫针)就源自南方，主治“挛痹”，因为那里地势低，夏天炎热，湿热气盛，冬日寒冷，寒湿气重，痹症十分常见。
如果问《黄帝内经》的作者扎针为什么能治病？答案可能会很简单，就是疏通经脉。在《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黄帝问岐伯：“针刺之道是怎样效法自然之道的（针道自然奈何）？”岐伯回答说：“从低洼处疏浚沟渠，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使河水干涸。沿着孔穴处调和气血，无论皮肤坚密与否，都可使经脉通畅。”在这里，古人就把治水和针刺治病联系到了一起。老子说“道法自然”，“针道”是道的一种，同样也效法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即“针道自然”。治水者使用锹铲疏浚河道，导引水流，治病者使用“微针”疏通经脉,调和气血，二者都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
将人体的经脉比附河流，把疏通河道治理水患的经验运用到治疗人体疾病，这些都是大河文明在中医学上的烙印。（参考文献略）。（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