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民国年后，而由于政府卫生部门多由西医把持，由此闹出了几场规模不小的中医、西医之争，其间可谓屡起波澜。
公道的说，中医体系确实与西医理论大相径庭，但中医能治愈疾病并已延续上千年，毕竟是不争的事实。
西医派主张废止中医并从根本上剥夺中医的发展权利与机会，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科学而只能称之为专横霸道，这也难怪中医药界人士对此极为愤恨而社会各界也大多对后者表示同情与支持。
在他们看来，西医派不过是打算以牺牲中医药界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发展空间与职业利益罢了。
中医能够取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西医还远未普及，绝大多数国人仍依靠传统中医药来治病。
正如时人所言：“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有二十余万家，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
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说废止就废止呢？”
尽管这次的抗争取得胜利，但之后中医药行业仍被无端非难。
如1933年出台《中医条例》时，即遭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的阻挠，其不但反对这一提案，而且还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并主张：
“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对此谬论，中医界严厉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眼看不能阻止提案，随后又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劝说其共同阻止通过《中医条例》。
直到1935年底，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
允许设立中医学校，这才使得历经数年不得通过的《中医条例》正式颁布，卫生署（即原卫生部）内也设立了专门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
黄炎培在其回忆录《八十年来》中提到，当时已近九十的马相伯老先生在听说废中医风潮后，其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不要过誉西方文明，要知这一切都是近百年来事。我年轻时到外国去，亲见他们还没有好的医药，生了病，用蚂蟥斜贴在太阳穴里，说百病都会消灭的”。
马相伯生于1840年，因家庭信教的缘故，其从小便受基督教会的教育并游历国外，这一评价大体还算公允。
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有四点理由：
一是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二是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三是中医不能预防疫疬；四是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如中医在应付大型公共卫生危机、防止疫病等方面确实不如西医。
但是，中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效果，一棍子将其打死，完全封杀中医向科学化发展的空间，这就难称“科学”而难逃“营私自利”之讥了。
理性客观的对待中西医之争，最好的方式是以疗效说话，使中西医在同等条件下共同竞争、彼此共存、交流融合、取长补短，而不是通过霸占行政资源、鼓动不理性的舆论等不当手法进行排斥打压，
这种试图垄断的做法不能代表真正的科学而更接近于贪图私利的表现，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更是风牛马不相及。
民国时期的反中医，如褚民谊“为了革命非扫除中医不可”的主张，实际上是躲在“科学神圣化”幌子下的盲动。
这种“为反而反”的“反反文化”，如反传统、反儒家、反中医、反父慈子孝、反贤妻良母等等，过去的一切都要反，本身就是一种偏激与非理性；
而所谓“科学神圣化”、“西医神圣化”，更像是一种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
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华国粹与历史遗产，中医药在其将来的继承发展中引进现代科学的方式进行理论构筑与实践也属势所必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的“反中医”和今日之“反中医”，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究其真相，仍不脱“为私利而反”、“因无知而反”的旧臼。
更何况，今日之西医西药在资金、宣传等方面远占优势，其中有多少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恐不得而知。
但不管怎么说，鼓动“为反而反”的非理性情绪与思维终非良善，不独是中医，更多历史传承千年以降，国人又岂能不慎。
节选自金满楼：《民国原来是这样》，现代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