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扎扎实实有过青春叛逆期的，混蛋事迹还记得一二。
高三那年即便升学压力很大，仍会逃掉数学晚自习，和好朋友坐在操场上喝啤酒，后来被数学老师抓到，老师顾及我们考前情绪，温柔地问：是最近压力太大才不想上晚自习的吗？
我顶着一张看起来不怕世间万物的脸说：只是单纯不想上你的课咯。
最主要的矛盾发生在我和我妈之间。
高考前最后三十天，我压力大到吃不下饭，每天靠酸奶燕麦片过活，我妈为了保证营养，大包小包往家里买水果。有次她洗了一筐桃子，我看到那筐桃子第一眼就开始发脾气。说来可笑，我生气的原因是觉得那筐桃子长得不好看。
这件事后来被我归为典型的没事找事，蹬鼻子上脸。
高考完我才知道那天我妈被气得在家大哭，委屈到给姥姥打电话“说我买的水果不好看，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能去大棚里看着水果生根发芽吗！”
我妈绝不是温柔行事的母亲类型，忍了两星期后终于爆发，吃午饭时把碗筷重重放下，直呼我大名，“别以为你马上高考就是祖宗了，人家那么多孩子都要高考，也没见跟你一样任性胡闹，爱考就考，不考拉倒”，说完这番话，我妈拿起书包把书本全部抖在地板上。
上学的时候和父母吵架，本质心态是——不想输。于是我强忍泪水和呜咽的声音回击：一直叨叨着让我考个好大学的人是你，嫌弃我考大学的也是你，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
如果问我有没有恨过父母，我的回答是：有过。
上周末和小王看完电影《美国女孩》，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他有被我的回答惊到，瞪着圆溜溜地眼睛一直追问：为什么呀？怎么会恨呢？为什么啊到底？
我觉得这种被归类为“恨”的情感，大多发生于母亲和女儿之间，两个极其细腻的载体。
《美国女孩》讲的是个蛮简单的故事，发生在2003年非典前后。
梁宗辉和王莉莉在台湾勉强算中产，为什么要加个前缀“勉强”呢，因为梁宗辉在公司已经做到中高层，有属于自己的阔气办公室，每个月要经他同意才能给下属发工资。但王莉莉为了照顾两个女儿成为家庭主妇，之后又带着两个女儿去美国念书，生活重担压在梁宗辉一人身上。所以这家人在台湾的房子是租的，梁宗辉还需要经常飞到内地跑业务赚钱。
在电影一开始，是王莉莉带着两个女儿梁芳仪、梁芳安回台湾的镜头。王莉莉被查出患有乳腺癌，比起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治疗，回台湾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这里科普一个基本常识，乳腺癌发现得早、治疗得早，痊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王莉莉就属于这类情况，发现得早、干预得早、回台湾做的手术也很成功。可王莉莉还是很害怕，她不是害怕自己得病，而是身为一个母亲，害怕自己万一发生意外，两个女儿该怎么办。
手术过后王莉莉和她的好友兼她的主治医生喝下午茶，讲起一件小事：你知道我住院那段日子喔，梁宗辉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竟然给芳安吃番茄酱，芳安从小就讨厌番茄酱……
说完两人一起笑起来，笑着笑着王莉莉又讲：所以我不能先死，我不能先死的……
然后王莉莉笑着笑着就哭了。
母亲都是很机敏的，她们会看到生活中任何不起眼的瞬间，也会把这些不起眼的瞬间进行估量。王莉莉看到丈夫完全不了解两个女儿的喜好，她下定决心要好好为两个女儿活下去，但同时又很紧张，如果自己先走了，两个女儿要怎么生活。
所以王莉莉大多数时间都过得很低沉，经常求丈夫，“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你要对两个女儿好……”
其实梁宗辉蛮爱王莉莉的，但他不懂得如何去处理王莉莉这种病后情绪，总是一把推开妻子，一边点烟一边讲：给你说了会没事的会没事的，你干嘛总是念叨死啊死的。
同时不买账的还有他们的大女儿，梁芳仪。
有一个细节是梁芳仪仅仅在美国待了几年，她的口语就非常native。我一开始也认为去到国外自然能说一口非常地道的外语，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留学生会和同国家的人抱团，大家在一起依旧是讲母语，他们的英文当然可以熟练对话，但少了一些非常本地化的调调。
梁芳仪在洛杉矶有要好的闺蜜，喜欢沐浴着洛杉矶的阳光骑马……这些都能表明她已经融入并习惯了美国生活。所以她跟着妈妈回台湾一百万个不愿意，特别是看到自己要在台湾念严苛管理的高中，需要剪掉长发、穿上土土的校服的时候，眼神中真的有一种怨念。
梁芳仪做梦都想回美国，她渴望那里的阳光、朋友、马和自由，但王莉莉的态度是——一家人要在一起的。
久而久之，梁芳仪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这种情绪让梁芳仪和妈妈王莉莉发生了很多次争执。
她不喜欢听妈妈念叨生死之事，有一次对着王莉莉大吼：“你每天就知道讲死啊死！”
王莉莉那时候要担负化疗带来的排斥反应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控制不住自己回了一句：难道是我想要生病的吗？！
梁芳仪不喜欢和古板的老师、土里土气的同学打交道，也不喜欢回家面对一个总爱丢三落四的妹妹，她为了让经常忘带钥匙的妹妹长记性选择不开门，王莉莉说了她两句，母女俩再次吵起来。
已经忘记影片中到底有多少场吵架的戏，只记得母女之间的对抗性很强、非常强。因为彼此都在被现实绊住。
王莉莉，生病带给她难以消化的压力，她也很喜欢和洛杉矶有关的一切，但没办法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活命。在王莉莉的认知中，只有她活命，两个女儿才能“活命”；
梁芳仪，严重的水土不服，妹妹梁芳安可以很好地适应台湾生活，她不行，因为她处于青春期，是一个对环境和环境中的人过分敏感的年纪。但以她的心智和阅历，又无法处理解决这种敏感，于是以叛逆、闹脾气进行一种变相的逃避。
两个人在和现实对抗的过程中，其实也伤到了对方。
妈妈希望梁芳仪的成绩变好，巧的是梁芳仪得到演讲比赛的资格，当她想把这个喜讯告诉妈妈的时候，更巧的是妹妹梁芳安疑似非典肺炎入院隔离。
梁芳仪希望妈妈去看她演讲，可是妈妈此时一心担心妹妹有没有确诊非典。由此，母女俩产生了最激烈的争吵，梁芳仪气到离家出走。
双方看起来都很有自己的道理。
妈妈会觉得，妹妹疑似非典确诊，一个人在医院隔离，这在当下是最要紧的事情，身为家人应该将关心妹妹；
梁芳仪则认为，你平时总念叨我成绩，如今我真的有成绩了，你为什么可以如此轻易地带过？
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可是看到这一幕还是会有那么点心疼梁芳仪的。
我也是从这个阶段成长过来的所谓成年人，她渴望得到的关注和她没有得到的失落，看起来是那么不值得一提，但一个孩子的世界就这么大，成年人看起来的“不值得一提”，在他们的世界中可能是“全部”。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残酷的一点是，里面的大人和孩子几乎是经过镜头、剧情美化之后的。
大人不是那么不讲理的大人。
梁芳仪每天生气大喊“我要回美国”，王莉莉虽然劝她要懂事，但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大女儿的夙愿。有一次她叮嘱丈夫时说：如果我有个万一，如果到时候芳仪还是很想待在美国，你无论如何要完成她这个心愿。
现实生活中，孩子的心声，大人大概率是不会听的。
以及王莉莉非常懂得为女儿讲话。
开家长会，另一个家长凑过来跟王莉莉讲，“请你女儿不要再跟我女儿玩了，我女儿最近总是晚回家，你女儿会带坏我家孩子的”。现实生活中，家长听到这句话意味着要回家暴打孩子，但影片中王莉莉站起来大声说：请问还有家长不希望我女儿和你们的孩子在一起玩吗？如果有，请现在讲出来。假如我女儿因为学习成绩好才配交到朋友，我宁愿她没有这种朋友。
真的会有家长这样为自己孩子讲话吗？我觉得很少很少了。
孩子也不是极度任性的孩子。
梁芳仪再怎么讨厌现状，也乖乖剪掉了长发，穿上了丑丑的校服；她再怎么和妈妈争吵，最后还是主动认错，然后哭着对妈妈说“我不想让你死去”。
现实中的叛逆孩子和被现实绊住的家长，很少这般大方得体。
所以才更刺痛。
他们已经足够“优雅”了，却仍旧避免不了亲情上的撞击。
我这个年纪看这部电影，其实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意思。我没办法完全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待，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体会到了成年人的不易；我也没办法完全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待，因为我还未生育，无法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真实态度。
可以说我现阶段看有些上帝视角吧。
客观来说，我发现养育孩子的难点之一是，在某一个节点，孩子和父母都沉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不是有意为之，是现实就那样拽着他们，越沉便会越敏感。
亲情又是很玻璃面的一种情感，我们在每天的相处交流中，需要一次次拿自己的玻璃外壳去碰对方的玻璃外壳，很有可能发生剧烈撞击然后碎掉。
老一辈人的生活金句是没错的——养比生更难。
不是说生孩子很轻松，是养孩子大概要消耗掉人一辈子的精力。父母当然不是万能的，他们是有困境的；孩子不是时刻都懂事听话的，他们得经历很多才能长大，这个“经历”里面有怀疑、自我否定、排斥……
我不认为这部片子拍得好，却也不盖章这是部烂片。只是想说，如此美化过后的家庭关系仍旧雷点重重，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只会让人更加如履薄冰。
我们可以增加学历、阅历、生活智慧……却依旧没有办法在面对最亲的人的时候，保持一种“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