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一种说法，生孩子会让女人变老。
为什么？
女人怀孕后，身体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体重增加，代谢率飙升，脉博加快，子宫扩张，进而压迫周围的器官和血管。此外，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也会急剧攀升，而脑灰质则会缩水。
这些变化虽然对分娩有利，甚至不可或缺，但很多都会在日后造成麻烦。性激素水平升高可增加生育机会，但也提升了罹患乳腺癌的风险。有丝分裂活跃意味着细胞受损加重。孕期和哺乳期所需的高代谢水平提升了氧化应激反应——该过程据信会加速衰老。胎儿的骨骼发育也会造成母体钙质流失。作为一种“异物”，胎儿的存在也会迫使母体抑制免疫系统，从而改变母体对感染的响应。
因此，一些研究显示生育和寿命缩短相关，也就不足为怪了。2007年，一项针对19世纪末美国犹他州人口数据的研究发现，生育子女数量与妇女的死亡风险存在相关性。2006年，一项针对波兰农村妇女的历史研究也显示，生育的子女数量越多，寿命也就越短。
另一方面，指向相反结论的证据也许更加出人意料。托马斯·珀尔斯（Thomas Perls）是新英格兰百岁老人研究中心的创始人，2015年，他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在美国和丹麦，40岁后生育过的妇女，其活到100岁的概率增加了三倍。针对萨米人村落、阿米什家庭和其他群体的历史研究也显示，高龄生育与长寿之间存在相关性。2009年，研究人员分析了荷兰1850年到2000年的相关记录，并发现，即便是控制了早年生活中影响自然选择的因素之后，多生多育与育龄后存活率之间依然表现出了相关性。
去年，一项针对危地马拉玛雅农妇的研究发现，女性养活的子女越多，她的染色体端粒就越长（控制了初始长度）。端粒是染色体两端的“小帽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短，一旦磨损殆尽，细胞也将死亡。该论文第一作者巴勃罗·内波姆纳希（Pablo Nepomnaschy）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他分析说，这种端粒效应也许是雌激素作用的结果，已有研究证明，雌激素分泌能抑制氧化应激反应，防止端粒缩短。
或者，妊娠状态本身能重新激发出母体活力，至少对晚育妇女而言是如此。2015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提出了这种观点。2010年，一项研究曾发现，高龄怀孕小鼠的肝脏，其再生方式与未怀孕高龄小鼠完全不同，再生速度也是后者的两倍。另外，发表于1994、2004和2006年的若干研究也显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在怀孕后，复发率相对前一年会有所降低，活跃的脑白质病变数量减少、区域缩小，而且相对于完全不生育的患者，多生多育者罹患该病的风险也更低。研究人员还发现，通过化学手段诱发脑白质病变，怀孕小鼠的神经再生能力和麻痹控制能力也相对更强。
看上去，怀孕确实对寿命产生了某种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学界并未达成一致。它更有可能是哪一种？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对孕育后代发展出了怎样的响应机制？
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近一个世纪后，科学家才开始认真地构建与衰老相关的进化理论。在此之前，有一个问题始终让他们困惑不解：自然选择为什么能持续地容许衰老的发生？为什么就不能进化出青春与健康永驻的途径？衰老究竟服务于何种目的？
上世纪50年代，进化生物学家彼得·麦达瓦（Peter Medawar）提出了一条有关衰老的待验证理论，即“突变积累理论”。他认为，自然选择并不关心育龄后个体的健康状况，因为那个阶段对个体的存活影响甚微。因此，进化过程忽略了中老年时期才显现出来的突变，无论其影响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书。他在书中指出，适者生存不是发生在个体层面，而是在基因层面。基因是自私的这一理论框架进一步强调：帮助个体繁衍后代的基因不会关心个体日后的健康状况。道金斯称，相对于我们的健康与寿命，更重要的是将DNA传递给后代。
生物学上的偏向 基因p53在防止癌细胞扩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也会在日后加速衰老。上图为基因p53的计算机渲染图。
按照麦达瓦和道金斯的理论，与生育有关的基因适应是一回事，影响衰老的基因适应则是另一回事。有助于生育的基因适应不太可能也有利于长寿，有鉴于此，他们的理论框架并不支持“生育能延长女性寿命”的观点，但也不支持“生育会缩短女性寿命”的观点。
不过，有一些理论却能证明。其中之一来自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他在1957年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写道，“也许可以说，当青春与衰老发生利益冲突时，自然选择总是会偏向于青春。”他以麦达瓦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在个体的不同年龄阶段，基因变异会带来截然相反的效果，而选择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偏向其中一个阶段。根据这种“拮抗性基因多效性”理论，在生物体停止生育后，原本对生殖有益的突变可能产生负面后果。
对于拮抗性基因多效性理论，最近发现的一个潜在范例就是p53基因。该基因在生物体年轻时可以帮助预防癌症，但到了生物体晚年，就开始加速个体衰老。这一假说或许还能解释另外一些特别的现象，比如，生育能力较高的女性为何易患亨廷顿氏症，或者，性激素的旺盛分泌在提高生育成功率的同时，为何会增加个体罹患特定癌症的风险。
换言之，生育的代价是昂贵的，而母亲付出的代价，就是寿命的缩短。该理论提出二十年后，生物学家托马斯·柯克伍德（Thomas Kirkwood）提出了另一种假说，试图解释生育与长寿的逆相关关系。这种“一次性体细胞理论”认为，当身体从有限的能量储备中拿出一部分，将其投入生殖活动时，个体的细胞修复和维护功能就会减弱，从而导致体细胞分解和衰老。换言之，生育的代价是昂贵的，而母亲付出的代价，就是寿命的缩短。
从这些理论来看，我们就别指望生育能让母亲长寿了。
但理论生物学家乔希·米特多夫（Josh Mitteldorf）认为，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多盛行的衰老进化论都聚焦于个体或基因层面的进化。他说，如今，是时候站在新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了。这个视角就是群体选择。相对于个体健康，这种选择更偏向于群体健康和种群数量。
长寿的母亲具备某些优势，这些优势也许能构成正选择压力。就比如，她有机会成为祖母。1997年，人类学家克里斯汀·霍克斯（Kristen Hawkes）提出，在生育完成后，人类女性之所以还能活那么久，就是为了当上祖母，参与照料孙辈，确保他们的存活，同时让母亲们（她们的女儿）有精力生育更多的子女。霍克斯对坦桑尼亚狩猎采集民族哈扎人的女性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年长女性采集的食物数量超过了育龄妇女。这一证据支持了祖母假说。
另一位人类学家洛雷娜·马德里加尔（Lorena Madrigal）则提出了“母亲假说”，同样认为生育对长寿构成了正选择压力。她指出，“女性停止生育，是为了全力确保子女存活，就这么简单。”由于高龄妇女的生育风险骤增，久而久之，在进化的作用下，女性一到绝经期便失去了生育能力，从而得以投入精力去照顾现有子女。马德里加尔分析了16世纪至20世纪哥斯达黎加的历史数据，并从中发现，女性的生育能力和长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祖母年龄与孙辈数量之间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然而，不管是祖母假说，还是母亲假说，两者的预期结论是一致的：生育年龄过去后，进化压力会使女性寿命延长。
生育大量子女的女性寿命更长，这除了进化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当上母亲的女性往往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而这种支持对寿命延长很有帮助。比如，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调查了该国近800名未育女性，她们都表示，自己感受到了社会的排斥。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子女成年后也会向母亲提供社会支持，这种支持对延长母亲寿命至关重要。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内波姆纳希提出，“女性若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便可以在生育中投入更少的精力，转而将能量投入体细胞中，以保养身体，抵抗衰老。”他援引其他研究结果称，社会支持与延缓端粒缩短的“缓冲效应”之间存在相关性。另外，米特多夫称，社会因素也可以转化为心理因素，“进而转化为代谢水平，对个体寿命产生重大影响。”
总而言之，正如马德里加尔所言，一切都“十分复杂”。“绝经期后的寿命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不可随意给出简单的解释。”
生育对女性的影响是以上部分效应甚至所有效应相互制衡的结果，而且，跟母亲的心态也有关系。研究显示，我们的信仰和心态也能影响衰老速度，悲观情绪就与端粒缩短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乐观的人就一定长寿，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持乐观，也许还是有必要的。
翻译：雁行
来源：Nautilus
造就：剧院式的线下演讲平台， 发现最有创造力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