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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最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但是，对投入的回报期待是急功近利的，政府到个人，莫不如此，这就导致了，最重要的阶段但是距离出所谓“成果”最远的幼儿时段，成为了成年人嫌弃的阶段，成为了成年人的“包袱”，而不是收割的时刻。
只有当观念改变，需求也才会改变，政府不再无视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家长们不再把幼儿当包袱减负，才可能考虑儿童的福祉，才能吸引学术型研究型人才进入幼儿教育领域。
文 | 彭晓芸 (媒体评论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写下这个题目，可能会被骂，高价的又如何？五千多块钱算低廉吗？还不是照样被虐。
五千多的确不算低廉，但如果没有公共财政支持，纯市场运作，考虑资本的逐利本性，层层压榨之后，实际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不可能多。
好几年前，我的孩子适龄读幼儿园时，我考察过觉得还行的幼儿园就已经是这个价了。而且，还仅仅是教育理念契合，园长、教师状态令我比较满意而已，该园的硬件条件不算好。
那时候，我在报社工作，也就万把块钱的工资，但时间自由，硬性要上班的日子，一周就那么一两个下午，看起来，我没有理由为了那一两个下午而把孩子送进幼儿园。
万把块钱的工资，如果需要拿出一半或以上交幼儿园学费，而这万把块钱收入的工作是每天八九小时坐班制的，你说，你会愿意为了这五千块的差价而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吗？很多人还是会的。
甚至，不乏赚四千工资送孩子上五千块幼儿园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释：
1.不是为了赚差价，而是保持工作的价值高于一切，尤其是女性，特别是在中国婚姻法律和税收制度环境下，中国女性并不像家庭税制国家的女性那样，放心地当全职妈妈；
2.很多人对自己的养育能力并没有信心，觉得孩子应当及早地接受早期教育和纪律约束，否则将来上小学了一定不适应，不“早教”，就是“输在起跑线上”。
关于第一条，在这个环境下，简单粗暴地主张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女性是极为不公平的。
在一些婚姻关系中，男性一方对女性留在家里养育孩子的价值，是看得很低的，女人们不想自己在婚姻中处于弱势，这不难理解。还有一种情况是，女性自己就不愿意人生的价值实现仅仅来源于家庭和孩子，而是渴望获得社会认同，无论丈夫怎么样抬高全职妈妈的地位，她们也不为所动。
如果说第一条中，无论女性作出何种选择，都是值得同情之理解的，那么，关于第二条，倒是有些误区可以一说。
很多人以为，只有花钱出去的才叫“早教”，自己在家里带孩子只能叫养娃，养而不教，心有不安，必须得交给专业人士“教一教”。万万没想到，专业人士的“工艺流程”是给孩子“扎针”。还有一些幼儿园体系之外的早教课，工作人员更是以专家自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包装消费项目，收割都市中产父母们的荷包。
与50后对子女教育那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大为不同，应试教育背景出来的这一代大学生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焦虑与不自信是普遍现象。
当他们拥有高等教育资历，具备一定反思精神，对当下的公立旧体系，是不信任和矛盾重重的，既想要摆脱又苦于财务不够自由——明星富豪子女们上的那些动辄几十万学费的学校，他们是望尘莫及，但其它力所能及的教育消费，他们是很舍得花钱的。
可以说，正是这一代小富甚或未富先育的70、80后父母们，撑起了今天这个消费异常狂热的教育市场。
但这种狂热里面，恐怕确有不少花冤枉钱的成份。所谓“冤枉钱”，就是不该花、不值得花的大把花了，该花的钱、值得投入的时间精力，却被视为“低Duan劳动”交给“低Duan人口”了——最典型的莫过于0-6岁的幼儿教育。（“低Duan人口”这个词汇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不少中产家庭都是这样前后倒挂的认知（即认知倒挂）。孩子读小学前，只求喂饱养大，丢到老家由老人带或找个托儿所幼儿园交付，年轻的父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在他们的准备里，小学才是打战的开始，很多妈妈倒是从孩子读小学才开始辞职的，颇有一种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的阵仗。
我见过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孩子生下来几个月就送到乡下“专业养娃”的保姆那样去养，读小学之前才接回来自己带，他们似乎不认为错失0-6岁的亲子时光有什么可惜的。
不要以为我说的是留守儿童，不是，在不少城市家庭的观念里，0-6岁阶段的孩子不值得投入，幼儿养育又不是什么大学问，只是喂饱，干嘛要职业女性、职业奶爸来干这活？不如趁机多赚钱，买得起学位房才是第一要务，孩子起码还能读个名牌小学。
正是这样的观念，幼儿教育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低Duan产业，政府投入极为有限，不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家庭也不重视。过了哺乳期，妈妈们就只想着甩包袱，赶紧重返工作岗位，爸爸们呢，更多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偶尔回家逗逗娃乐一乐。
观念决定决策。无论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还是个体的私人决策，观念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Heckman，J.)就试图干一件通过改变观念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事情。他通过分析芝加哥亲子中心、高瞻佩里幼儿园等研究，对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做了经济学维度的研究，提出了“学前教育是最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的观点。他的分析提出，“最佳的投入模式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家庭无力投入时政府应介入 ”。
根据研究，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亲子中心每投入1美元15～18年后所获得的收益是7.14美元，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3.29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3.85美元；并且社会收益全部来源于政府行政、司法开支的减少。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项目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早期的认知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他们成年后的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减少、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均有积极影响，其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贫困幼儿1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在他们40岁时可获得17.07美元的回报，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4.17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12.9美元；且社会收益的88％来源于犯罪率的降低。 （据《学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启示》）
赫克曼的研究发挥了“观念—决策”的重大影响。2002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全体儿童的学前教育》，呼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改革现有的学前教育政策，共同承担学前教育的义务。其理由是：学前教育关系到儿童健康、社会性、情感和认知等领域的长期发展，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不是消费。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表示要“大力投资幼儿教育”，提出实施“0岁至5岁教育计划”。按照这一计划，联邦政府每年拨款100亿美元资助各州普及学前教育。
这句话很重要——“学前教育，对政府来说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不是消费。”如何使得政府意识到学前教育值得投入？由于回报链条过于漫长，急功近利的决策者往往不重视这个阶段的财政投入。
一方面是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得不到正视，另一方面，则是幼儿教育的难度被严重低估。
对投入的回报期待是急功近利的，政府到个人，莫不如此，这就导致了，最重要的阶段但是距离出所谓“成果”最远的幼儿时段，成为了成年人嫌弃的阶段，成为了成年人的“包袱”，而不是收割的时刻。看看家庭和社会，对高考的投入，那是超乎正常想象，几近疯狂。
也就是说，政府和个人，都在想方设法用最低廉的价格来购买幼儿教育这人类最复杂的工作，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些滥竽充数的从业者发明了她们奇葩的作业方式，诸如“扎针、喂芥末”这样奇特的“管教方式”。
看新闻，很多地方在紧急展开幼师师德整风运动。莫非，这个行业专门招“魔鬼”，职业道德异常败坏？其实，略有常识即可推理，各行各业中，人的道德水准不太可能呈局部奇高奇低的异常分布。
“好人都当大学老师了，坏人都当幼儿园老师去了”——这恐怕完全不合乎逻辑和概率原理。
针对幼师规模性虐待儿童的现象，更合乎情理的推测是，幼师这项职业正在干一般人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们行业内部“发明”了完成任务的“独门秘笈”。说不定，这些虐童术还是她们业内口口相传累积下来的“业务经验”。
“你是怎么搞定几十个熊孩子的？”
“给你看一个神器，可不要外传哦，一般人我不告诉她。”
如此对话，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说到底，幼儿教育出现的惨痛事件，是一个行业发展畸形了的集中呈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畸形和扭曲？根源在于观念，是我们社会全体基于一些错误观念的一场合谋。是我们的劣质价值观，使儿童成为了这个时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关于扭转局面，改变现状，有人提出给幼儿园老师加薪，提高幼师待遇，有人建议进行师德教育，有人则认为首要的是加强监控，保护数据……
而我认为，首先应当改变的，是社会的观念认知，把幼儿教育视为低端行业的观念需要得到改变。
幼儿教育为什么是人类最复杂的一项工作，给幼儿教育注入学术的视野，便不难理解，幼儿教育涉及儿童心理学、认知科学、生物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等多个学科的知识，研究人本身的神奇成长，怎么可能是简单的呢？
一旦观念改变，我们就明白，幼儿养育是不适宜规模化以降低成本的，师生比是不可能像中小学那么低的，要求一个老师应对几十个孩子，这本身就是为了压低成本而违背养育科学的。
带着研究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的目标和热忱进入这个行业，才可能真正基于对儿童教育的兴趣而从事这个看起来“烦人”的职业。只有引入学术视野，引入研究型人才，才可能改变这个行业的生态，使得幼儿教师是有上升空间的，是可能成为儿童教育家的，而不是拿着三四千块钱工资混日子、讨厌“熊孩子”、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这个职业的“差生”。
本文转载自“儿童爱智坊”（PhilosophyFor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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