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清末湘军将领，湖南湘乡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这样一个数据，公元元年世界人类平均寿命是24，到了1800年，平均寿命是26，清朝是33，而清朝的名臣一生多病，却活到了62岁，在当时真的是算高寿了，那究竟他有何养生治心之道呢?
曾国藩自幼聪颖好学，16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饱尝了“十载寒窗无人间”的艰辛与孤寂，清苦的读书使他常常感到“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但那时由于心高气旺，没有注意到身体的文弱会对他的事业有什么影响。后来由于他承担的事情愈来愈繁重，此病竟成了困扰他一生的痼疾。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曾国藩曾大病一场，病愈后，他在诗中留有“艰苦新尝试保身”之句，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认识到了身体保健的重要性，开始对养生之法进行探讨和研究，逐渐形成了他的养生观。《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谈到，他师法“曾文正公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君逸臣劳的道家养生观
曾国藩曾说：“省思虑，除烦恼，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曾国藩特别崇尚道家养生思想，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养生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
他说的“君逸”就是养心，“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就是人要清心寡欲，胸怀宽广，注重“静”、“节欲”，通过精神修炼达到修养的目的，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追求心理的健康，并提出此为“静”的养生之道。他说的“臣劳”就是人的身体四肢要经常锻炼，处于一定的劳累状态，才能筋骨常健，身体才能保持健康。这是“动”的养生之道。
曾国藩认为，养生应“惩忿窒欲，少食多勤”。“惩忿”，即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知节啬也。他认为，体质强壮者就好像富人因戒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者如贫人，因节俭吝啬而能使自己逐步富裕起来。“节啬”并不是单指节制食、色二性，虽然他多次对家人强调“读书养我浩然之气”，但也认为读书也应有约束，不可太过。他在自己的家中悬挂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的堂匾，时刻提醒自己，并在寄给属下的信中说： “年来骨肉哀戚之事，层见迭出。以精力匮乏，亦遂强自排解，涣然若托于庄周刘伶之徒者。”
为能做到少恼怒，他提出“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他认为，大病在身之人可以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志帅气，二是以静制动。人疲惫不振，是气弱。意志坚强的人，能根据气的变化采取相应措施聚神静气。如果早晨贪睡，则应勉强起床使自己兴奋起来;若百无聊赖，就应端坐以凝神。这就是“以志帅气’之说。
一个人久病虚怯，就会产生怕死的念头，魂梦皆不安静。就必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一切杂念铲除干净，自然有一种恬然意味。而平静之余，抗病能力就会增强，身体会逐渐好转，这就是“以静制动” 之法。不管是“以志帅气”，还是“以静制动”，指的都是精神调养，让人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这种调养的理论，即使以现代人医疗保健的眼光来看，也是科学的，值得后人重视。
重视自然调养的用药观
他认为，“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他所说的“不药”，就是病了不要过于相信医学。曾国藩自小受祖父“不信医”训诫的影响，认为“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反对动辄用丹药治疗。晚年，由于他在政治上崇尚无为，所以养生观也祟尚无为。他在寄给儿子的信中说：“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可妄施攻治。”可见他非常注重自然调养，这或许是也与那个时代医疗条件差，庸医较多，而使人们讳疾忌医。
勤则寿，逸则亡的养生观
曾国藩说“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曾国藩一生苦心劳力，做事踏实认真，自创“五到”之说。他以勤自励，以苦为乐，说：“君子有三乐”，把“勤劳而后憩息”作为三乐之一。当时世局维艰，只有勤，才能强健筋骨、磨炼意志，可以为国家尽忠尽力，亦可保持己身之康泰。
他说：“古时圣君贤相，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曾智慧而长才干……勤则寿，逸则亡。”这是曾国藩在养生中注重养德的表现，他处于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时期，一生苦心劳体，做事踏实认真，是晚清名重一时的大臣，在道德和功劳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美名。
曾国藩注重涵养精神，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早起”。曾国藩祖辈数代都提倡早起，曾国藩本人更言：“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早起可以振奋精神。”他一生坚持早起，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晨起荡涤精神、调理气息，对于公务繁重的曾国藩，自有无穷妙用。这一习惯同时也影响了他的幕僚、将领，当然也包括许多后来人。
重视饮食睡眠的摄生观
曾国藩非常重视饮食和睡眠，他常说：“养生之道，当于‘食眠’二字悉心体验。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是摄生矣。”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纪泽身体亦弱，事教以专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眠所以养阴也，食所以养阳也。养眠贵有一定时刻，而戒其多思;养食亦贵有一定时刻，而戒其过饱。” 他强调饮食起居，既要规律，又要定时，虽说吃饭睡觉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常事，从养生角度看，却是大事、重要事，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很大。能从日常小事中总结出大道理，这也是曾国藩做事用功的体现。
曾国藩在饮食上主张少食、素食、清淡。他日常生活多以素食和蔬菜为主，曾言“吾夜饭不用荤，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即使军务繁忙，也“常食老米粥以疗脾亏”。他告诫子弟“夜饭不荤，专食素，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他深知“脾胃为人后天之本”，肥鱼大肉，皆可损伤脾胃。少食、素食、清淡足可以养脾胃，脾胃得养，自然健康长寿。
强健筋骨的锻炼观
射箭是曾国藩特别强调的一个体育锻炼项目。他在家信中说：“看到家中后辈身体都很虚弱……曾以养生宜事劝诸儿辈：一日饭后千步，一日将睡洗脚，一日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子弟宜多习)，一日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可见，他不但重视饮食起居，同时还很重视运动锻炼。
曾国藩认为强健筋骨是养生的常态之法。他每天坚持饭后走一千步。他还告诫自己的子女、儿媳，要亲自种菜、养猪、织布、下厨，不要随便使唤奴仆。出门要多走路，少骑马坐轿。他曾经给家族晚辈立下一个“日常六功课”规矩，即每天必做六件事，“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他的儿子曾纪泽少年体弱多病，即命其每日早晚各步走五里路。坚持日久，转弱为强。
曾国藩和太平军最初较量的几年中，屡战屡败，由于治军太苦，谤议太多，休息太少，忧虑太深，曾国藩的心理承受了极重的压力，经常失眠。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仍能咬牙蓄志、聚神静气地做事，每日反省自己的过失，包括反省不利于自己健康的行为，督促自己注重健身活动。
他曾写道：“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余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菜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前面我们已讲了曾国藩重视眠食，同时他坚持睡前温水洗脚，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有利于睡眠;而饭后三千步与自古传统的“饭后百步走，活过九十九”同一个理，都是非常科学的养生方法。
喜好诗书弈棋的怡养观
曾国藩总结：“每日临一百字，将浮躁处大加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有宜，愈深，于家也有宜。”他对书法的兴趣一直浓厚，成为晚清有名的书法家。他不为练字而练字，他把练字作为培养忍耐功夫、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在他看来，书法不仅可以调节精神情绪，本身也是一种肢体锻炼。而围棋，则能帮他在繁忙的军务政务之余转换脑筋，放松精神，还在危机紧张时刻镇定情绪、收敛心身。尽管这两种运动很舒缓，但效果却十分明显，而且适合人们长期练习。
曾国藩自己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曾国藩就是个病秧子，他患有牛皮癣、耳鸣、失眠、眼疾等多种常见慢性病，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吃药的。随意吃药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从外部干预身体内部。其实这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也是有道理的，身体有一些小毛病，靠自然恢复会使得身体抗体增加，增强免疫力，对身体更有好处。
纪泽、纪鸿自小体质较弱，曾国藩并没有为他们请名医，而是养他们的静气，让他们练习书法，通过读帖和临摹，以书法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人的生命之气。很多人觉得有些不靠谱，因为可能没有从小的培养，突然让人静下来写书法的确会不适应，但是从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对人平静心灵，潇洒胸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那对于养心，曾国藩坚信两个字，就是“宽容”，除了身体上的疾病，更多困扰人们的是心病，如果不解决内心的困扰，吃再多好的药也是于事无补。失眠是困扰曾国藩的一个长期病症，他认为失眠主要是因为心气不平和的原因，很严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重视之表现是用调养心气平和的方法来治疗。
曾国藩还有一个养生之道就是养生与学并进。也就是通过读书来“养我浩然之气”，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使人明智，使人内心坦然，精神愉悦，这也是令曾国藩高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曾国藩晚年后无奈之下也有一些不妥的生活习惯。一是过度劳累：他早年就已得肺病，幸而死里逃生。后来又得牛皮癣，几乎伴其终生。曾国藩的晚年在与太平天国的生死搏斗中，他曾数次企图自杀，战争不仅耗尽了他的聪明才智，也耗尽了他的体能。其实，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可太忙碌，要量力而行。
二是过度伤神：曾国藩是大政治家，身负力挽狂澜的重任，却看不到大清王朝的前途何在。清廷对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有着很深的猜忌，一直是恩威并用。这种不信任使他时时处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惊惧之中，他的愿望就是“惟望速死”。从医学角度看，心神郁闷情感低沉的人，很容易促使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曾国藩最后中风而亡，与肝病、眩晕、高血压甚至心情郁闷不无关系。
说起来曾国藩的养生治心之道并没有特别的深意，但是这些正好都切中现代人的弊端，的确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借鉴。
